回忆起近年来的互联网交流生态，不论是国内或是国外，相对较大的感受之一就是愈发重的戾气：对于任何一件有争议的事件，舆论往往会分为较好的两方。任意一方的言论下都有另一方支持者的谩骂与同一方的回击，试图保持理性或者认为两者都过于较好的中间派则会同时被双方的较好者围攻，落得吃力不讨好的处境。
试着观察微博，B站，短视频平台，乃至国外的油管与推特上的回复或评论，一条评论下3-5条回复往往是支持或反对者对评论的叫好或批评，30-50条就是占人数优势的一方在攻击另一方，300-500条则彻底开始沦为双方相互人身攻击的垃圾场。
这样的问题往往都是出现在带有社交属性的平台上，但似乎已经蔓延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贾雷德戴蒙德的新书《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度危机的转折点》中提到了美国人因选举与所支持政党不同产生的裂痕正逐渐加深，红蓝合作已不复存在，而其关于推特与社交媒体影响的描述更是在今年的大选中被完美放大。原本只是在政见与少数关键性问题上具有分歧的民主与共和党支持者们走向较好，将眼前的所有人划分为两派：同道中人与仇敌。
打着社交属性的网络平台，较好主要目的往往是“让用户可以更加便捷的分享与交流自己的想法”。而社交一词原本的意义便是“个体之间进行相互往来，进行物质或精神上的互动与交流”。二者之间细微的差别，可能恰恰是导致社交网络逐渐丧失交流属性的原因。
分享。
社交平台上，分享一词的使用频率与密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听见一首好歌，看见一篇有趣的文章或帖子，较好时间就能分享到朋友圈；朋友们所看到的认为有趣的分享的事物，只需要点点手指我们也可以得到；而你在发表一篇帖子，推文或博文时，你正在做的事是“分享你此刻的生活/心情/想法”。
而分享与交流，在我看来有一个较好本质的区别：一个是单方面表达自己的观点，一个是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对某观点进行探讨。而正是基于这一点，交流往往是一对一，对表述者与接收者都有要求，而分享则是一对多，对分享出去事物的接收者并没有数量上的限制。
订阅的报纸上的文章是一种分享，而笔友寄来的信件是一种交流；教授课堂上所说的知识是一种分享，而下课后向老师或助教提问是一种交流；将一件心事发布在朋友圈是一种分享，而与朋友私聊提到这件心事是一种交流。分享同样一直以来是人们表达想法的途径，也能同交流一起完成信息的传播与改良，然而在社交网络中，分享与交流的差别逐渐引发了问题。
首先，传统媒介中的分享有着相当高的增加受众成本与筛选门槛，而互联网与社交平台的发展相对较大化了接收者的数量并较好小化了成本与门槛。分享不再需要高代价。
当信息传播受到媒介与空间的限制时，将事物分享出去需要极高的成本与门槛：古代，只有传世名著与相对较好的诗词歌赋可以广为人知，因为其内容的优良使分享接收意愿高且再分享次数多。李白的名句能传遍全国，市井百姓的闲言碎语却随风而逝；四书五经历朝代更迭而朗诵之声犹存，前任私塾先生的训诫与指导已难以追寻。而到了近代，分享思想的门槛逐渐降低却仍然存在，报刊书籍需得编辑赏识且读者买账，电视节目与广播演讲要挑选相对较好的人员，哪怕只是向部分人分享思想，教授牧师地方议员等也都需要多年的积累与技巧。
这些限制导致能够分享的思想终归是少数，却也保证了每一次的分享都需要长足的准备与担起分享所代表的责任。而这样的成本与门槛，却是社交平台与互联网上的分享不需要考虑的存在：拿起手机，输入字符，点击发送，甚至都不需要检查有无错别字。而恰恰是这种类型的分享，能够接收到的人数却是此前任何媒体都难以想象的：推特脸书微博INS动辄上亿的用户，他们都有可能读到你的分享——这种信息发出者门槛与接收者数量的不对等，导致了分享发出者的激增，同时也使分享平均质量下降，分享者与接收者的身份变得接近并随时互换，分享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而分享与交流的另一个区别则导致了戾气的增加与社交网络性质的变化：分享的主要目的是从接收者中寻找支持者，而交流的目的是与并不一定是支持者的特定接收者就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分享者期待着的是正反馈，而交流不一定会提供这样的正反馈。
郭德纲在相声中提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众口难调，一个人没有办法满足全部人的口味，你不喜欢吃火锅那你去换别的吃就好了，但你不喜欢吃火锅却跑到火锅店门口骂街那就是找打。这也是大部分传统分享者所保持的观念：分享的目的是在群体中寻找与自己抱有相同所分享想法的群体，有不同意的人可以做反对的分享或是私下进行个体间的互动交流。分享原本的信息传递模式也更易于只得到支持者与正反馈：无感的读者只会接着翻阅下一篇，反对者哪怕是较好的抵触也需要极高成本的用另一个分享进行驳斥，喜欢的读者却会传递给他人或是向编辑部写信表达喜爱。然而当转移到社交平台后，分享的正反馈依旧保持着一定数量，可负面反馈却在社交平台上变得暴露无遗。
作为一个用于交流的平台，那么出现意见与分歧是必然的，在传统分享中不一定有机会表达意见的反对者终于感受到有机会与作者交流矛盾点。然而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博文推文等是一种分享的情况下，在其评论栏中的回复同样是分享而并非交流——是一对多而非一对一的互动，你的评论同样随着文章本身分享给了它的读者。这同样印证了上一点提到过的分享的门槛变低：一些推文不配称为分享，而其评论中的人身攻击同样不配，一场本来仅配作为吵架快速被遗忘的个体间互动却全程分享给了全部读者，将阴暗角落里狼狈不堪的斗殴放在了聚光灯全开的舞台中央。交流中原本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却因为分享导致他人的加入而逐渐形成一场偏离主题且混乱不堪的谩骂攻击。
当分享者与交流者间出现隔阂之后，社交平台的交流属性反而因分享属性的过于强势与传递的便捷而趋于弱势。此时，逐渐成为社交平台主流的分享属性靠着另一大信息传递的特殊技巧营造出阵营的对立：定制化信息。
定制化信息并不只是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专属，这种用文明的词语解释欺诈的手段从信息的发源便开始发展：历代皇帝把有利于本朝统治的修改过的历史传递给百姓，宗教捏造出各式的神迹神威以巩固追随者的信仰，这是根据传达者的目的改变想要分享的信息内容。而随着互联网与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定制化信息的定制目标成为了每个用户：为了加深用户粘性与增加平均使用时间，比较较好的算法与AI都致力于推荐用户感兴趣与喜欢的内容。随着对用户的深入了解进行推荐，用户会发现那一小撮自己不喜欢的观点与信息已经不会出现在眼前，眼前展现的都是自己支持与理解的观念。用户只需要接收分享，不需要与有分歧的内容进行交流。
在信息有限的时代，我们的旧社交都是依附于生活与社会关系之上。你需要先认识一个人，接着逐渐与他交流不同观点，有赞同有分歧。在交流中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需要去试图理解一个不同的观念，并由较好走向温和。然而在信息时代，我们的社交脱离了距离或物质基础，依附于个人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同好”：先表达自己的观点，再在相同观点的人中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并不会有折磨的与异见者交流的过程。定制化信息与定制化社交逐渐掌控了大部分人的网络生活，它告诉你你的观点完全不需要改变，理由是向你展示周围尽是同路人，而你就伴随着这一群人固守着哪怕是较好的偏见，拒绝接收来自另一端的交流。现实中遇到不同观念的人，自然没有必要去理解或结识，因为网络上有更加“志同道合”的伙伴。互联网与社交平台为信息插上了自由的翅膀，但分享与交流的差别却使用户的思想被囚禁于更加狭隘的世界。
为什么现在互联网上的人们都不能好好交流了？这可能是个伪命题。我们太执着于分享自己的思想，又并没有分清自己到底是期待分享还是期待交流——并非所有人都热爱交流，哪怕是有些学术大佬也有可能因观点被质疑而气急败坏。在社交网络兴起的伊始，数量尚未过于庞大的用户尚且能做到交流，然而随着分享者与接收者庞大群体的加入，社交网络中的交流逐渐成为分享，而分享的质量与排他性又进一步驱逐了交流。人们用着交流时吵架的嘈杂声音淹没了在评论区以分享的质量给出的回复，又在日常的社交媒体推荐里愈发肯定自我信念的正确，较好终使网络舆论走向极化，戾气从每一个略带争议的话题中喷涌而出。
说到底，我们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交流，我们只需要有人支持自己想法的分享。社交软件所做的，就是满足自己不想交流而只期待支持者的声音，轻松的活在一个被簇拥被围绕着的世界，偶尔看见自己毫不关心的话题上的腥风血雨，感慨几句“现在互联网交流的戾气真大”。
“你吃什么口味的豆腐脑？”
这个问题当你私聊时提出，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问题；当你在朋友圈问出，可能是调查好友们的口味；而当你在微博提出，这种行为被称作引战。
“我喜欢吃咸豆腐脑”。
这句话当你在聊天时与一个人说，他可能会爱吃咸的也可能爱吃甜的，你们相互了解一下喜好并懂得为何喜欢后和和气气结束。当你在朋友圈里说，是期待拥有相同咸豆腐脑爱好的好友来约上一碗；而当你在微博上发表，一群咸党会在下面回复大肆簇拥，偶尔几个吃甜的回复可能会被暴躁咸党骂一句KY，较好终双方引发一张几百条回复的骂战，这种行为被称作引战。
所以，你吃什么口味的豆腐脑？
我不喜欢吃豆腐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