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上海市理论社科领域一项重要的人才选育机制，“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快成长，对加强本市理论社科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勉励本市理论社科青年学者潜心治学、勇攀高峰，第十二届“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在 *** 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组织开展，最终评选出19位“上海社科新人”。
“澎湃新闻”在 *** 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对这19位青年学者进行了访谈。访谈围绕青年学者各自的研究领域、学术旨趣、研学经历、治学故事与经验启示、“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对于青年学者学术成长的助推作用、个人学术成长与本市理论社科事业发展相互促进等话题展开，以期为青年学者的治学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与启迪，成为其学术成长过程中弥足珍贵的有益激励。
本篇访谈的“上海社科新人”是复旦大学法学院的赖骏楠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法律史、比较法律史以及法律史学基础理论与 *** 论。
赖骏楠教授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赖骏楠：我所处的学科为法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法律史学，这是一个天然就具备跨学科特质的研究领域。具体而言，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中国法律史、比较法律史以及法律史学基础理论与 *** 论。近些年来，在经验研究层面，我主要研究清代以来的地权制度及其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近代法制转型与国家建设的关系、近代法制转型与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等议题。在理论研究层面，我重点关注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比较法律社会理论，并从中国法律史的角度反思韦伯理论的妥当性。
澎湃新闻：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
赖骏楠：我本科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2003-2007）。当时我母校的本科培养是以“大平台”模式展开的。也就是说，身处文科大平台的法学专业本科生，在大学前两年中，除了法学本身的专业课，还必须学习各人文社会学科最核心的一些专业课。这层经历使我初步接触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以及人文学科的一些专业知识，奠定了我对跨学科研究的兴趣。我本科所在班级为法学院法学德语班，既需要学习法学专业知识，又需要将大量时间投入于德语学习。这层经历让我对比较法或比较法律史等领域产生浓厚兴趣。
从2007年到2014年，我先后进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在这七年的学习过程中，我认真学习了中西法制史、社会理论法学、法律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等知识，同时我也进一步强化了英语、德语、日语等语言工具的学习。这两所大学的学术氛围也让我终身难忘。除了有机会选修和旁听诸多学术名家的课程或讲座，对我而言最为宝贵的经历，或许是能够在校园中结实许多来自各个学科的、一心学术的同龄人。这些当年的小伙伴如今多数也已经在学术上成才，有些人时至今日仍与我保持联系。我的学术成长，尤其是研究过程中跨学科知识的获取，离不开他们的帮助。
除了攻读学位，我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台湾地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过访学经历。这些经历让我对不同地域学界的学术关注和研究风格有了更直观的体会，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也丰富了我的跨学科知识。
自2014年博士毕业后，我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和复旦大学法学院。目前我是复旦法学院的教授、博导。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赖骏楠：我在求学期间曾遇到的困难或焦虑，是有时会苦于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具体研究什么东西，也就是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我记得在硕士之一、二年之间和博士第二年时，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当时的解决方案是，沉到我比较想做的一个较模糊选题的一手资料之中，认真从史料中去寻找有意思、值得研究的面向，然后再用稍微理论化一点的语言，将问题意识表达出来。
我想现在的研究生或青年学者，可能还是会有类似的寻找选题上的困难。从我学术成长和任教后培养研究生的经历来看，寻找的一个真正的好问题，可能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对一手资料、学术史和相关理论的全面把握和融会贯通。但是对于积累有限的学术起步者，这种要求可能确实有点高。这个时候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就很重要。年轻人在史料中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不确信这个东西是否真值得研究，也可能无法独自提炼出一个好问题。此时年轻人周围的师长或许可以从自己的积累出发，协助凝练问题意识，提供更开阔的学术史脉络，或者将选题细化至可以操作的地步。
在我参加工作后，我一度产生过职称晋升方面的压力和焦虑。由于法律史学在法学学科中相对边缘，所以法史论文的发表（尤其是在法学刊物上的发表）确实存在一定困难，这在客观上确实不利于职称的晋升。但随着自己作品得到越来越多学界同仁的认可，我在学术上的自信也逐渐提升，职称方面的焦虑也就慢慢消除了。但我相信很多年轻人也面临过或曾经面临过和我类似的这些问题。要解决职称晋升中的焦虑和困难，青年学者所处的单位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多和年轻人沟通以体现单位的关怀，晋升的规则和程序要尽可能明确和公正，在青年学者正式晋升前提供一些物质补助以缓解经济压力，尽量确保青年学者在子女受教育问题上无后顾之忧，等等。
澎湃新闻：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赖骏楠：除了上海社科新人，我还有幸入选过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这些项目一方面对我的科研提供了急需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例如在获得上海社科新人称号后，市委有关部门专门组织资深专家，对我们这批社科新人的配套课题申请书提供了线下的、分学科专门指导，在选题高度、思路完善各方面给予了很多宝贵和中肯的意见。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此次申报“上海社科新人”的相关课题？
赖骏楠：我所申报的课题是“清末民国学界对中国古代法的论述”。这是一个“法律史学史”的题目，或者说是一个学术史的题目。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史学诞生于清末，发展、成熟于民国时期。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法律史学经典作品，如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程树德《九朝律考》、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陈顾远《中国法制史》和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当下我们寻求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法研究显然有利于提升中国法学研究的自主性。中国近代学界有关中国古代法的丰硕成果，既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的积淀，又呈现出近代学者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因此能对当代中国学术自主性建设提供正面启示。
澎湃新闻：获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
赖骏楠：在获得“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我觉得我能够在研究指导、研究经费和资料获取方面都获得足够助益。“上海社科新人”的配套课题，会有相应学科资深专家在评审、中期考核和结项等环节，提供线下的指导和评价，这种以老带新的学术传承方式，一定会对我的研究构成莫大帮助。配套课题的相应经费也会极大地便利我和我的研究生团队的资料查阅、参与学术会议等工作。“上海社科新人”的身份，应该也能为我在赴本市相关机构（如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提供相应便利。
澎湃新闻：更进一步来说，“上海社科新人”称号的获得，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赖骏楠：从宏观角度来说，“上海社科新人”称号的获得，一方面会促使我提高政治站位，将法律史学的具体、经验研究与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些时代任务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会让我更加主动地关注一些体现上海本地特色的研究方向和选题，如近代领事裁判权问题、中国近代城市化、工业化中的法律问题。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赖骏楠：城市软实力包含方方面面的内容，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水平一定是其中非常关键的要素。我博士毕业后选择来上海扎根、工作和生活（至今已有11年），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上海这座城市软实力和学术研究水平的高度认可。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没有高水平的人文社科大师，那么这个城市在吸引人才、城市治理和文化建设等等方面，肯定会遇到阻力。我相信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一定能在提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提升上海软实力方面，做出持续贡献。
澎湃新闻：您觉得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社科研究的 *** 提出了何种创新挑战？
赖骏楠：人工智能技术确实在飞速发展，而且其应用场景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各学科（我觉得不限于人文社科）都会有点“人心惶惶”。就社科领域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在选题寻找、文献检索、数据搜寻与计算、论文写作辅助等等方面对研究者提供协助。但与此同时，这些协助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人工智能协助下，研究者个体引以为豪的知识“积累”和“功底”可能将不是那么重要了；人工智能幻觉导致的数据失真乃至数据编造问题，也可能会对研究构成极大干扰；生成式AI辅助论文写作，既可能涉及抄袭等学术不端问题，更可能牵扯知识产权上的法律争议。要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人工智能技术、法律应对、学术标准和伦理等各方面的协力和进步。
具体到法律史研究领域中，目前人工智能的用武之地反而不是很大。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律史学者自身的研究取向偏于保守，对新技术、新 *** 的使用缺乏足够热情。但另一方面，即使有法史学者愿意尝试人工智能，但也会立刻发现一个严重问题：由于互联网上现有的法律史方面的可靠语料和数据过少，所以通过人工智能得出的结论和命题显得过于简单，乃至明显有误。由于法律史学相对于种种应用学科几乎是处于“冷门绝学”地位，所以与该学科有关的数据化、信息化建设也就长期滞后。而没有足够且可靠的数据，人工智能所得出的分析结论的价值也就较为有限。因此，将人工智能技术充分应用于法律史学研究的前提，是投入资金加强法律史资料的数据化建设。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对种种基础学科提高重视，在现有学术体制内适度改变资源分配现状，让所有学科都能赶上时代潮流，避免在人工智能时代落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