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本来是无情的”
“这是一个严峻的时代，我们年青的一代，真在受着时代的试练，并且担当了伟大的重任！许多事情当然不能尽如人意，您们的伤心也是免不了的！但是，爸！妈！您们难道不感到值得骄傲吗？……当然，不幸的事是不常来的，尤其这里环境是很安全，意外的事是不会有的，但是万一光临到你亲爱的儿子的头上时，那么，爸！妈！你们不要痛心！时代本来是无情的，我希望你们能瞭解我，并且同情我，赞许我的行为！——我是为了我们的后辈，我们的子孙，和以后的人类，去夺取幸福和光明！”
上海市档案馆近期征集的珍贵档案中，有这样一封家书，于1944年1月31日从苏北抗日根据地寄出，辗转抵达上海，书信写成时正值农历正月初七，信中满载着对父母弟妹的殷殷牵挂，也悄然揭开了在日军铁蹄之下、山河破碎之际，一个普通家庭颠沛流离的悲欢故事。
1944年1月31日，沈希约化名赵海洲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写给父母的家书
战时沪渝两地书
1922年，沈厥成、赵慎一这两个在爪哇华侨学校任职的年轻人相遇了。
沈厥成因对国内的政治腐败和家庭不满前往南洋谋生，而赵慎一则是为反抗包办婚姻，经人介绍前来南洋。二人当时都在爪哇的华侨学校任教师，际遇相似且志同道合，这一对漂泊在海外的年轻人就此相知相爱，半年后结婚，在爪哇生下长子沈希约（小名燕）、长女沈鸿（别名沈晓光）。“希约”“晓光”意为“希望早日如约归国，见到光明”，“燕”“鸿”二字也寓指早日归国。
当时处于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尼 *** 反对侨民学习本国语言，所有的外来人口只被允许学习爪哇语。而沈厥成夫妇在爪哇各地华侨学校工作期间，始终努力宣扬中华文化，启发学生爱国思想，并时时与荷兰殖民 *** 展开百折不挠的斗争。1931年，迫于爪哇当局的压力，加之沈厥成的继母病危，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远渡重洋，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
他们回国不久，日本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也就在这个时候（1931年9月），沈厥成夫妇第三个孩子出生，父母给孩子起名“征东”，寄托“征服东洋”收复失地的期望。
沈家四口回国后定居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1932年9月到1934年7月间，沈厥成先后在上海澄衷中学附属小学、上海南洋女子中学任教。而赵慎一则在住所经营起了“普益制药社”，利用楼下客堂间制造用以消暑的“普益水”，也售卖一些其他药品，为家庭开销增添一份收入。
1934年9月至1937年11月，沈厥成到南京担任国民 *** 侨务委员会华侨学校教科书编辑室主任，为全球各地的华侨学校编写适合的课本。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侨务委员会迁到重庆办公，沈厥成则携全家前往浙江衢州避难。
1940年，因华侨学校急需课本，侨务委员会又电召沈厥成由香港经越南前往重庆，恢复编辑室。当年6月至1943年，沈厥成任重庆国民 *** 侨务委员会华侨学校教科书编辑室主任兼南洋师资训练班教员，从此夫妻分居沪渝两地。
1942年，沈厥成摄于重庆和尚坡侨务委员会华侨教科书编辑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集中其侵华主要航空兵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轰炸时日本法西斯不分前线及后方，亦不以军事目标为主要对象，而把居民区、繁华的商业区等作为目标，还在轰炸中大量使用*，给重庆造成了数万人的伤亡和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
身在上海的赵慎一，听闻重庆遭轰炸的情况，忧心如焚，故在这期间与沈厥成有密集的信件往来，频繁询问丈夫安危：
“你人好吗？我自四月廿九号接你信后，至今未接到你来信。我坐立不定，办事无心，眼光亦糊涂，因四月廿四号重庆遭空袭后，在这几天中，我总是提心吊胆，你不知我，理应在廿五号寄我一信，我若再过一星期不接你来信，也许我会忧急到不能起床。爱人呀！你以后当敌机炸后，你必须来信详告，使我不致为着无谓的忧急而伤我身。”
赵慎一更在此后多封来往信件中表达了关切之意：“知道四川屡遭汽车颠覆祸、轮船触礁祸、敌机轰炸祸，使我心更难受”，“此刻已下午六时矣，还未接你来信。你一生忠厚，我相信天道如有，你决不致遭危险。但因你四月廿号信中答允我，无论如何，每一星期必寄我一信”，“你处据人说又在轰炸，万望你珍重为要”……
然而两人分居两地，战时信件来往又迟缓，赵慎一只能空自焦急，别无他法。沈厥成多次提出让妻子前往重庆，此间又逢长子沈希约离家投身抗日根据地，在寄回的信件中也力劝母亲去与父亲团聚，赵慎一踟蹰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整理好家中生意债务等事宜，带着两个小儿子出发了。
彼时战事正酣，前往重庆的路途千难万险，沈厥成于1956年曾撰文回忆：
“其时抗战已六载，许多夫妇都分居上海、重庆两地，一知慎一要往重庆，即有二十几个妇女、小孩要一起走，我本托一熟悉路径的人，约慎一同行，途中可以有照顾，但一看到有二十多个妇女小孩要同走，就坚决拒绝说，经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是很危险的，只能一两个人偷偷摸摸经过，怎可带领大批妇女小孩前进。万一被敌人发觉，怎办？
慎一觉得大家都想家人团聚，任何人也不愿留在上海，应该帮助他们。途中一切困难，总可以有办法的。因此毅然由自己领带他们，越过界首的敌人封锁线，冒潼关敌人的大炮轰击。
当过日本封锁线时，是最困难的：人数这样多，无法偷过，还有两个十多岁的女孩，又无法可藏……”
赵慎一虽知前途艰难，仍然抱着九死一生的决心，带着一众妇孺，一路绕道界首、西安、洛阳、潼关等地到达重庆，沿途虽艰苦备尝，但未损伤一人，可见她的善良勇敢及机智聪慧。
赵慎一到重庆团聚，是沈厥成在重庆期间最愉快的一段时光，战乱时期，维生艰难，她给在校读书的二子沈征东的信中，偶尔提及家中账款未收进来，经济拮据，沈厥成也忙得脚不沾地。但不管怎样，家人在一起总是好的，夫妇俩还时常畅想战后的日子：“但愿经济能稍宽裕，与吾爱稍享安乐清闲之福，故常与吾爱谈及抗战结束后在杭州一带建筑清雅之小屋，则我俩白发苍苍者居于其中，其乐又何多耶！”
但天不遂人愿，世道多无常，短短一年后，1943年冬，赵慎一意外怀孕，于次年端午因难产离世。从此夫妇二人天人永诀，诸多美好期待皆成泡影。
化名写家书
在沈氏夫妻二人分居两地，赵慎一一边经营普益制药社以维持生计，一边为丈夫安危忧心不止之时，却不知，他们的长子沈希约已经悄悄参加地下工作了。
沈希约初三时就已经参加中国 *** 领导成立的学生抗日团体“上海市学生协会”（简称“学协”），举办读书会介绍革命书刊及中国 *** 关于抗战的主张宣言，参与反对汪伪 *** 的护校运动等活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学校的注意，甚至家里都收到了一张要求家长“保证”子弟“在学校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保证书”。他后来回忆：“我对党所揭露的学校中汉奸教师的行为感到不满，同时对党所揭露的内战阴谋（如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特别是皖南事变）感到义愤。党的耐心教育使我逐渐认识了 *** 的政治面目，并且对党的抗日主张有一定的了解。当时我看了《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因此十分崇敬党的英雄斗争的历史。”
沈厥成在纪念赵慎一的手稿中写道：“长子燕在上海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政治活动，但被学校所觉察，几次来和家长联系。但慎一并未阻止，反认为是应该的。所考虑的仅是孩子的年岁太小，恐不能有什么成就，反影响学业，甚至作无益的牺牲。后来为了避免学校当局的注意，同意转学到别的学校。到了最紧张的时候，燕儿对母亲说：‘我已许身于党了。’慎一当时心里虽一愣，但随即平静下来，觉得他走的道路是对的。从此以后，即想尽办法为他作掩护。后来形势一天紧张一天，燕儿又对母亲说：‘万一有什么事发生，一切都不能承认，我是无论如何不承认的。’慎一听了，虽则日夜提心吊胆，坐卧不安，他表面还是十分镇静。”
1942年11月李琦涛、沈鸿订婚证书，年龄有改动
作为极具学术热诚与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沈厥成留有诸多遗墨详细记叙自己与家人生平经历，与夫人子女之间也常有通信往来，加之他爱好摄影，整理装订了许多对照片做了详细标注的影集。2024年10月，沈家将所归集整理的档案资料尽数捐献予上海市档案馆，这些资料虽经时代动荡、岁月变迁，但因有沈家人精心整理保存，如今我们才能从诸多书信文稿中看到这些吉光片羽。
在那个烽烟燃遍、山河动荡的时代，沈家这个平凡的家庭，同千千万万个乱世中的家庭一样，为避兵灾四处流离，也有亲人不幸死于战乱。但这个家庭又极不平凡，他们好几位家人以不同的方式参加抗战，将自己的前程与国家兴亡绑定在一起，他们不知道自己走的路能不能抵达光明，但他们知道，自己的星火之力必能与万千志士之力汇集起来，中华民族必不会亡于侵略者铁蹄之下。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接收征集部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