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到高昌：敦煌*文献所见信息传播与唐代地方社会》一书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除序、结语外，共有四章及三篇附录，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从书名即可知，本书依托敦煌*文献，从地方社会的视角，考察了唐代的信息传播等相关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讨论的对象已经超越了以往“一般作为官文书中政务的讯息（message）”，除此之外还意涵了意识形态、礼仪习俗与知识文化等，如作者先后讨论了“忠”“孝”观念、佛道经典等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信息（information）的传播。与此同时，作者更加关注的是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特别强调“人（包含历史中的人）的行为活动势必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随之产生时间与空间的信息传递”。
就研究的理路而言，此书有两个面向。之一是制度史的面向，尤其关注制度的运行。作者系统考察了敦煌*文书中的事目类文书，进一步合理化了前人对此类文书的分类，并指出事目类文书贯穿了整个官文书处理的流程，而在文书在流转过程中的抄写与勘校过程即是有司对信息的吸收与转化过程。作者的思考并不仅停留在复原制度本身的运转流程，反而主张走出“制度的遮掩”，力图通过以制度的运行角度跳出制度本身的框架，可以说是进行了一种对制度规范性意义的反省。在之一章的一节中，作者首先考察了过所与公验的区别，指出前者为专门性官文书，后者只是临时性公文，可以视为对制度本身的讨论。而对两者的使用，作者利用*文书与日本保留的入唐僧文书，以及圆仁著作中保留的文书对比，阐明了唐前期与后期、西部与东部制度施行的历时性与区域性差异。这种历时性的差异正是制度运转在不同历史的境遇中的实际表现，表现出制度的规范性在面临不同情境中的某种弹性。作者在考察S.2589号文书记录关于黄巢之死的信息流通时，阐明了晚唐时期驿传系统的瘫痪导致“道路梗涩”与“奏报难通”的现实。这种对制度在实际践行的过程中对其本身的“超越”，恐怕更与王朝兴衰的脉搏合拍而接近历史的真实。书中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对制度运行的考察，也呼应了近年来蔚然成风的关于“活”的制度史的研究取经。
第二是区域社会史的面向。作者自言其研究深受历史人类学关于区域研究的影响，着力于发现地方的“国家在场”，因此书中也引申出了作为“国家—中央”的长安与作为“社会—地方”的高昌两个具有空间意义的信息交流场域。在物理空间上，作者通过对丝绸之路的长安起点开远门的研究，指出其具有隋唐国家对西域诸侯传递政治信息的特殊意义。而在讨论释奠礼的章节中，作者反驳了该礼始汉魏的论点，认为西晋元康三年举行的释奠礼当视为该礼仪制度化的开端，更关注到了唐代长安释奠礼不同观众的场景记忆，藉以说明在中央举行的“通祀”一类的国家礼仪活动如何传播，并为地方礼仪的建设提供资源。就国家意识形态，书中先后选取了“忠”“孝”观念及其在地化表现为研究对象。作者以史大奈碑的物质形态与知识生产为例，发现国家关于“忠”的观念的传播与地方接受之间的误差，而以《孝子传》为文本载体的“孝”的观念则在传播过程中为实现宣传的目的而出现了不同文本形态。对此，不妨可以总结为以“标准化”文本为象征的“国家”与以作为信息接受方的“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这一点在对佛道经典的讨论中尤为明显。作者在努力复原中央颁布的“标准化”的佛经与道典的同时，敏锐地发现其在传播过程中的“失真”，而造成这种信息偏差的一部分缘由，则可以归结为作为知识载体的写本在传播过程中的结构性难题。正因为存在写本时代“文无定本”的特征，为“标准化”知识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行性，形成了一种地方性知识，实现了“经典文本的社会化制造”（余欣语）。
作者的讨论似乎隐藏着一条暗线，即以信息传播沟通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这一方面是对西方传统理论中将之对立两分的窠臼作出挑战，又在对区域的研究中发现“国家在场”的鲜明痕迹以及区域社会对此产生的能动反映。另一方面，又将人的能动性贯穿其中，尝试以之解释信息传播的不稳定性造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耦合与龃龉。稍感可惜的是，作者对信息的“传播”似更着重于自上而下的单线讨论，对“传播”多线意义的论证稍显不足。若将本书的研究搁置在“唐代的国家治理”这一命题层面上似更具意义。换言之，此研究系统展示了国家试图利用行政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官方“标准化”知识等手段进行地方治理的过程，并用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回答了此种治理的实现途径及其有效性与困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者长期参与了郝春文教授主持的英藏敦煌社会文献读书班以及荣新江教授主持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整理小组，从中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此书的一系列研究均是建立在扎实的敦煌*文献学功底之上，同时也展现了作者对敦煌*文书以及相关学术史的准确把握。这可从此书诸章附录中对国博、旅博等藏*文书整理与复原，以及书末附录中的诸篇书评中得以窥见。敦煌*学已是学界深耕熟耘的领域，也日益成为国际中古史研究之显学。作者深度参与文书整理，并能在浩繁的前彦研究基础上得出新见，进一步推动实现写本研究的史学化实践，实属可贵。作为荣新江教授主编的“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的一种，本书也代表着未来敦煌学研究转型的一种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