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文明如影随形。站在罗马斗兽场遗迹当中，面对文明与野蛮的奇异合体，无论你有何感想或感叹，可能都会庆幸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文明似乎已经驯服了野蛮。然而，遗憾的是，虽然我们确实早已远离古罗马，但斗兽场却并未远去。一系列野蛮或暴力现象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文明与暴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是时代难题。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为促进有关文明与暴力之间复杂关系的跨学科对话，汇集多元视角，以全面理解暴力在其各种形式中所带来的紧迫的伦理挑战，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与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携手，于2025年7月25日至8月3日在“杜布罗夫尼克跨大学中心 (Inter University Centre Dubrovnik, IUC)”举办第三届全球伦理会议。
IUC成立于1972年，由萨格勒布大学校长Ivan Supek发起。其宗旨是利用南斯拉夫在冷战中的不结盟地位，建立一个独立的研究生院和高级研究中心，促进来自不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学者与学生进行合作。它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而是一个由世界各地大学组成的联盟。蒯因、利科、德里达、哈贝马斯、阿佩尔等著名学者均曾在IUC讲学或参与活动；曾在杜布罗夫尼克附近的科尔丘拉岛上举办的科尔丘拉暑期学校是20世纪最重要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坛之一，吸引了布洛赫、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弗洛姆、艾耶尔等思想家的参与，留下了很多佳话。在这个对话精神闪耀的地方，本次会议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与理论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平台，批判性地分析和讨论当今全球社会中有关文明与各种形式暴力的叙事。
本次大会与会者有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主任邓安庆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金林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罗亚玲教授，克罗地亚扎达尔的大学的Jure Zovko教授，清华大学的夏莹教授以及国内外对全球伦理怀以兴趣、抱以关切的学者们。
与会学者合影
与会学者首先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和交流。在会议研讨环节，共有14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参与者围绕报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每场报告讨论约1小时。
首先，复旦大学邓安庆以“ Über die Zivilisation und Barbarei im Sittlichen”（论伦理中的文明与野蛮）为题进行了报告，深入探讨了伦理自身所蕴含的“文明”与“野蛮”的双重本性。他指出，任何旨在维系共同体共存的伦理，其规范性的“正义”都源于一种带有强制性的“野性力量”，这种力量在古代城邦伦理中表现为对个人无限自由人格的压制，以确保共同体的存续。报告以此为切入点，剖析了现代文明秩序的脆弱性，并进一步探寻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对抗中，构建世界共存秩序的根本基础。邓安庆认为，基石依然在于对个体自由的制度化保障，即完善全球法治文明。同时，他引入汉斯·约纳斯的“恐惧启示法”，提出在面对全球性危机时，自由的个体必须借由“团结”，将有限的力量汇聚成一种“共存性合力”，以形成一种能够应对世界野蛮化的、超越“强力之上的强力”。推动各民族的特殊伦理向全球共存伦理转型，是每个学者肩负的时代使命。
邓安庆
随后，复旦大学王金林以“The Invasive-Constructive Duality of Violence: Civilization, 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s”（暴力的“侵入-建构”二重性：文明、辩证法与革命）为题，通过五位主要思想家——黑格尔、马克思、本雅明、德里达和阿伦特——的视角，探讨了暴力在人类文明中展现出的悖论：它是一种同时具有破坏性与创造性的力量——在建立新秩序的同时也摧毁旧秩序。暴力并非一个线性或必然的辩证过程，而是呈现为一种复杂且偶然的力量。王金林教授聚焦于革命性暴力，围绕从古罗马到法国、俄国及中国革命等一系列历史案例，深刻剖析了这一悖论。即便某些革命被认为具有历史必要性，它们也常常引发对无辜者的杀戮，并导致失控的悲剧，从而造成深刻的伦理困境。但它同时也能催生新的社会与政治形态。最终，王金林教授强调，要避免陷入简单的辩证法陷阱，就必须以一种非线性的、对具体情境敏感的视角来理解暴力的双重角色。通过批判性地审视暴力的破坏性与建构性两个维度，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其在塑造历史中的作用，并对它在我们时代中的伦理和政治意涵保持警醒。
王金林
清华大学夏莹的报告以“ Critique of Capital’s Financialization and Schizo *** ysis: An Interpretation of Deleuze and Guattari’sAnti-Oedipus”（资本的金融化批判与精神分裂分析——解读德勒兹与伽塔里的《反俄狄浦斯》）为题。夏莹认为，对德勒兹与伽塔里的《反俄狄浦斯》的解读需要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新形态发展的现实境遇出发。这一资本新形态的发展态势可被概括为资本的金融化趋向。这一趋向区别于金融资本的规定性在于：其作为一种虚拟资本的表现形式以包含生产性潜能的欲望为全部投注的动力机制。这一欲望理论在德勒兹与伽塔里的欲望经济学批判中表现为对“过程性生产”的讨论，而这一分析切入点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物质生产的讨论具有文本的同构性，这一共同性彰显出两个文本生成的相同历史背景，即金融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然而德勒兹与伽塔里借助于欲望经济学批判所展开的资本金融化的批判却无法提供真正超越这一资本逻辑的可能性方案，其所诉诸的精神分裂分析，虽然可以解构精神分析的基本预设，却无法超越资本逻辑，最终不过是资本金融化趋向的思想意象。
夏莹
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Laura Angelovsk在报告“Rethinking the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s: ethics of ca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ought”（反思教育关系：关怀伦理与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中，针对当代教育中因情感需求被忽视而产生的疏离与暴力问题，探讨了教育中关怀与批判性思维的互补性，提出了一个融合关怀伦理与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框架。受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启发，她主张“关怀伦理”能通过建立师生间的信任与对话，构建富有支持性的学校社群，培养学生的道德敏感度。同时，“批判性思维”则赋予学生识别不公、 *** 操控和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Angelovsk最终提出了一个将学校视为关怀与思想的社群的愿景：一个能够培养出健全个体的空间——他们对他人的需求保持敏感，具备对话能力， *** 暴力，并为负责任地参与社会做好了准备。
Laura Angelovsk
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Ivana Renić在线上进行了题为“Moral Feeling and the Feeling of Sublime in the Faculties of Cognition”（认知功能中的道德情感和崇高感）的报告，在对康德哲学中两种核心情感——源自《实践理性批判》的“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感”与源自《判断力批判》的“崇高感”——进行了结构性比较分析。这两种情感虽分属道德与审美领域，但共享一种由“否定-肯定”构成的双重结构。该结构体现为感性官能的“受挫”与理性官能的“彰显”：在道德领域，“敬重感”产生于理性法则对自私欲求的压制，这种压制继而使人意识到自身理性的尊严。同样，在审美领域，“崇高感”源于想象力面对宏伟对象时的无力感，这种失败反而突显了人类理性拥有“无限”理念的优越性。因此，Renić总结道，两种情感的本质并非指向外在客体，而是内在官能相互作用产生的主观效果，它们都通过感性的局限，最终肯定了人类超感性理性的崇高地位。
随后，复旦大学陈鑫的报告“Resistance toThanatopolitic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anguilhem's Philosophy of Biology”（抵抗死亡政治学：康吉莱姆生物哲学初探）以乔治·康吉莱姆的生物哲学为核心，探讨了其对生命政治的反抗框架。“死亡政治”作为生命政治的极端形式，将生命还原为可 *** 控的生物学概念，并以“治疗”或“社会净化”等名义，对被视为“病态”的群体进行系统性排斥乃至灭绝。为抵抗这种致命逻辑，康吉莱姆提出了根本性的反思。他首先批判了将“病态”仅仅视为“正常”在数量上偏离的实证主义观点，强调两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生命结构。其思想的革命性在于，他认为生命本身具有创造新规范的能力。生命并非被动适应环境的客体，而是一个能够主动生成新秩序的能动过程。因此，所谓的生物学“错误”（如基因变异）不应被负面地视为需要根除的缺陷，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新生命秩序的体现，是生命创造力的证明。康吉莱姆的哲学为我们抵抗将生命客体化的权力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帮助我们将生命理解为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自由过程。
陈鑫
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Jure Zovko的报告以” Co *** opolitan Values for the Globalized Age”（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为题，从康德哲学出发，探讨了全球化时代价值观的核心问题。Zovko教授主张，面对纷繁复杂的全球价值观（如自由、平等、正义等），我们应运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将其简化为两个最根本的核心价值：人性与对话。 “人性”价值植根于康德哲学，即应将“人自身视为目的，要求我们尊重每个人的内在尊严而非仅仅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对话”是实现和守护“人性”价值的根本途径，这种对话，源于斯多葛学派“世界公民”的理念，是促进不同文化与文明间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关键。对话的本质在于开放性与共同探索，它鼓励提问、回应与反思，从而帮助我们超越个人或文化的局限，共同抵达更深刻的见解。对话的本质在于开放性与共同探索，它鼓励提问、回应与反思，从而帮助我们超越个人或文化的局限，共同抵达更深刻的见解。“人性”和“对话”的价值不仅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更需要在教育、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实践中予以落实，通过建立“对话的文化”来化解冲突、促进合作。最后，Zovko强调，哲学的当代任务是强化我们的理性、判断力与道德意识，以抵御各种非人化的力量。通过在不同文明间建立真诚、开放的对话，我们不仅能增进相互了解，更能共同捍卫和丰富我们共享的人性。这并非一个轻松的过程，但却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最重要的事业。
Jure Zovko
复旦大学贺腾的报告“Rethinking Augustine's theory of Just War”（重思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理论）聚焦奥古斯丁对正义战争的论述，并将其置于其幸福论的整体框架中加以理解。他指出，奥古斯丁将战争视为人类原罪所导致的悲剧性结果，而非本身具有正当性。战争关涉的是人在追求幸福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社会层面冲突。在他看来，和平才是伦理上的终极目标。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理论结合道德与形而上学的双重尺度，强调只有在为防止更大罪恶、并怀有正当意图的前提下，战争才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其最终意图在于建立一种以永恒和平为根基的伦理视野。
贺腾
江汉大学马兰的报告“Ethical Governance of BC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国家安全视角下脑机接口的伦理治理）阐述了脑机接口（BCI）作为一项颠覆性的军民两用技术，在带来社会福祉的同时，也因其直接干预人类认知与思维的能力，对国家安全、个人尊严及国际关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她首先指出BCI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潜在滥用风险，这不仅挑战了国际人道法，更直接威胁到人的自主性与基本尊严。随后分析了BCI伦理治理面临的三大核心困境：军事需求的快速部署与科学研究的审慎验证之间的目标冲突、现有法律法规在应对相关问题上的滞后与空白、地缘政治竞争阻碍了全球统一伦理规范的建立，加剧了“向下竞争”的风险。为应对这些挑战，马兰提出了一个基于“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治理框架： *** 和公共管理部门发挥积极作用，加强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持续沟通，并建立一个开放透明的治理流程；推行灵活的监管，以防扼杀技术创新；加强国际合作并限制其军事应用。
马兰
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Ivančica Slunjski在报告“Invisible and Unconscious Forces shaping Society: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Views on the Sources of Evil and Violence”（塑造社会的隐形与无意识力量：关于恶与暴力根源的哲学与心理学视角）中探讨了邪恶与暴力的深层根源。她认为，更具破坏性的暴力并非源于明显的个人恶意或理性算计，而是来自那些通常不被察觉的、深植于个体与社会中的“无意识”力量与意识形态结构。Slunjski引入了荣格心理学理论，指出当个体或社会拒绝承认自身的阴暗面（如攻击性、贪婪等），并将其投射到外部的特定群体（如种族、阶级或国家）上时，便会催生非人化的敌人和极端的集体暴力。接着，她转向齐泽克的视角，分析了意识形态如何构成一种更为隐蔽的“结构性暴力”。齐泽克认为，更大的暴力并非*击等可见的“主观暴力”，而是被经济、政治体制所常态化，以至于我们不再将其视为暴力的“客观暴力”与“符号暴力”。面对这些隐形暴力，荣格的方案是内向的、心理学的，强调通过“个体化”过程，勇敢地面对并整合个人与集体的“阴影”；而齐泽克的方案则是外向的、政治性的，呼吁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以实现一种“政治觉醒”。真正的转变并非始于寻找外部的敌人，而是源于一种深刻的自我审视——勇敢地质询那些我们不愿面对的、隐藏于自身与社会结构中的真相。
Ivančica Slunjski
德国锡根大学Thomas Rusche的报告以“ Violence in the Digital Age: Discourse-Ethical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数字化时代的暴力：对话伦理学分析和行动建议）为题，以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系统分析了数字化如何催生出从个人到国家层面的新型暴力，并提出了应对这一挑战的伦理框架与行动建议。他指出，交往伦理学包含两大核心原则：“道义性普遍化原则”和“目的论规导原则”。数字暴力（如算法歧视、虚假信息、国家级 *** 攻击）恰恰系统性地侵犯了交往伦理的实质内核——即“人的尊严”与“对未来的责任”。Rusche老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应对策略：首先，制定一份面向个人、企业和 *** 的“对话伦理学实践手册”，以提升数字素养和企业责任；其次，在数字治理中采取一种成熟的“一报还一报”策略，即以合作回应合作，以坚决、对等且有限的反制措施回应权力滥用；最后，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大力推行算法透明、社群参与式开发及强化的国际合作。我们必须利用对话伦理学这一强大框架，通过开放对话、批判性反思和果断行动，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尊严与社会公正，而非沦为压迫与分裂的工具。
Thomas Rusche
复旦大学罗亚玲的报告“ How Discourse Ethics Renew Vitality in the Eternal Dialectic Between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 Challenges and Inspiration from Johnathan Haidt's Moral Social Psychology”（对话伦理如何在暴力与文明的永恒博弈中重建生命力——来自乔纳森·海特的道德社会心理学的挑战与启发）讨论了以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交往理论为基础的对话伦理学，在当代如何面对来自社会心理学和科技发展的严峻挑战。她首先系统阐述了海特理论的基本发现：情感主导的道德判断机制；道德矩阵的不可通约性；以及暴力频发的心理原因、社会原因和技术原因等。罗亚玲认为海特的理论表明了人们对话意愿的缺失和共识之难以达成，但她基于事实与规范的区分以及情感的可塑性指出这些并不构成对对话伦理学的致命挑战。她主张必须直面这些挑战，并从中获取启发，进行深刻的自我发展与调适：之一，对话伦理学需要重新强调其实质性的基本规范，如所有参与者平等的权利与尊严，以对话理性作为人性弱点之矫正器的作用；结合海特的思想，对话伦理学需处理好普遍规范和多元价值的关系。第二，对话伦理学需要强调共识作为指导性理念的功能，承认现实交往的复杂性，承认对话的意义在于相互学习和澄清分歧，而非获得最终共识；同时，鉴于海特的发现，具体的对话需要以共情为基础；第三，对话伦理学需彰显其“责任伦理”的维度，尤其关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问题，倡导开展相应的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对话伦理学的当代使命，是勇敢地直面人性的复杂与现实的挑战，从实证研究中汲取洞见以发展自身，从而将理性的力量持续注入到暴力与文明的永恒博弈之中。
罗亚玲
复旦大学夏诗铭的报告“ Hegel's Legacy in Understanding Structural Violence in Civil Society”（理解市民社会中的结构性暴力：黑格尔的思想遗产）重访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通过回顾他对“市民社会”的深刻分析，试图为理解当代的“结构性暴力”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她首先阐述了黑格尔如何揭示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在黑格尔的理论中，绝对的偶然性带来的必然的财富不平等是由市民社会的结构自身造成的伤害，这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涉及人格尊严的全方位的攻击，黑格尔对市民社会问题的认识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结构性暴力”是高度一致的。通过探讨黑格尔提出的解决方案，即通过“中介性团体”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伦理共同体”，我们可以直接地认识到市民社会中结构性暴力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这一整合的失败，即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严重分裂。最后，夏诗铭总结到，尽管我们与黑格尔生活的时代相隔甚远，但其思想依然为我们今天思考结构性暴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夏诗铭
最后，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Željka Lilek的报告“Beauty and goodness as segments of Kant's philosophy”（作为康德哲学片段的美与善）探讨了康德哲学中“美”与“善”的内在关联，其核心论点是：美是道德之善的象征。这种联结并非直接等同，而是建立在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的结构性共通之上。对美的判断是一种“反思性判断”，它不依赖于既有概念，而是源于“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从而产生一种主观上“无利害的愉悦”。尽管这种愉悦是主观的，它却基于先验的认知能力而宣称具有普遍有效性。因此，审美体验起到了从感性向道德过渡的桥梁作用。通过对美的欣赏，特别是对自然美的欣赏，能够培养和提升我们的道德情操。Lilek总结，“品味的培养”本质上是一种美学教育，它通过训练我们进行无利害的、普遍化的判断，为我们接纳和实践道德法则做好了准备，进而为构建一个更完善的道德社会贡献力量。
Željka Lilek
会议期间，复旦全球伦理中心的代表也对部分外国参会者进行了简短采访，并向他们介绍了复旦大学全球伦理中心的理念，即“探究全球共同面临的现实伦理困境，寻求化解人类冲突的共同理性原则，为人类拥有共同未来而推进‘共同责任伦理’”，该理念与IUC长期致力于促进自由、跨文化理解与全球对话的宗旨高度一致。参会者们在采访中普遍对会议的组织与议题设置给予积极评价，赞赏这种以全球性伦理问题为出发点的跨学科合作方式，并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来自不同国家与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此类活动，使这一国际交流平台长期延续、不断拓展。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在IUC的庭院中围坐回顾了本次会议，对本次会议所营造出的开放、真诚、跨学科与跨文化交流的氛围给予高度评价。会议不仅在学术上促成了深度对话，也在同行之间建立了宝贵的友谊。与会者在杜布罗夫尼克这座以“Libertas”（自由）为格言的城市中进行思想交流，令人深受启发，也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