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记者 郭婧婷 北京报道
9月12日晚， *** 发布消息，对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通”）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经查，连续4年虚增收入和利润，违反证券法律法规。
因此， *** 拟对东方通罚款2.29亿元，对7名责任人合计罚款4400万元，对实际控制人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同时，因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深交所将依法启动退市程序。对于可能涉及的犯罪线索， *** 将移送公安机关。
受访专家认为，“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刑事移送+退市执行”形成资本市场法治化的标杆组合，该机制通过预处罚释放威慑、退市预警直击命脉、市场禁入锁定“关键少数”、刑事移送提升违法成本，四环相扣，标志着监管从“事后救火”全面转向“源头治理”。
4年虚增利润超3亿 定增22亿涉欺诈
12日晚间，东方通同步了关于收到 *** 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的公告。在公告中，东方通涉嫌违法的事实细节被披露。
根据《告知书》认定的事实，东方通2019年至2022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构成欺诈发行。
《告知书》披露，东方通2019年至2022年连续4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
2018年12月，东方通收购北京泰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策科技”）100%股权，泰策科技成为东方通全资子公司。2019年至2022年期间，东方通通过泰策科技虚构业务、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收入、利润，导致披露的2019年至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 调查认定，东方通2019年至2022年分别虚增收入6145.10万元、8485.06万元、12550.58万元、16052.95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12.29%、13.25%、14.54%、17.68%；2019年至2022年分别虚增利润5222.79万元、5877.42万元、7948.22万元、12369.20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34.11%、22.72%、30.35%、219.43%。合计虚增营业收入4.29亿元，虚增利润3.14亿元。
此外，调查还发现，在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中，东方通亦存在欺诈行为。其在当年披露的《募集说明书》中引用了前述虚假财务数据，骗取发行批复，最终完成募集资金22亿元，构成欺诈发行。
具体来看，2022年6月至11月，东方通多次披露《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募集说明书》申报稿或注册稿。2022年11月15日，东方通披露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 注册批复的公告。
2023年6月7日，东方通披露《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称本次发行的股数为1.06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2亿元。东方通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引用了2019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中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虚假财务数据，在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
公开资料显示，东方通是一家大安全及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商，以“安全+” “数据+”“智慧+”三大产品体系为基础，为客户提供中间件、 *** 信息安全及行业数字化产品、解决方案及服务支撑。
今年8月26日，东方通公布2025年半年报，公司营业收入为2.4亿元，同比上升48.9%；归母净利润自去年同期亏损1.66亿元缩亏至5516万元。
监管“组合拳”绝非简单叠加
最终，《告知书》中，东方通2019年至2022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涉嫌违反有关规定，构成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东方通在其公告的《募集说明书》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构成欺诈发行违法行为。
基于前述两项违法行为， *** 拟对东方通罚款2.29亿元，对7名责任人合计罚款4400万元，对实际控制人黄永军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整体罚没金额合计达2.73亿元。
同时，因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深交所将依法启动退市程序。
本案同时涉及“信息披露违法”和“欺诈发行”，这两项罪名在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上有何异同？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卢鼎亮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信息披露违法与欺诈发行在发生阶段和直接目的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在实践中常常紧密交织，连续的财务造假行为，可能同时触发两项罪名。根据更高检《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的精神，对于“利用相同的虚假财务数据，先后实施欺诈发行证券行为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行为”，若分别构成犯罪，应依法数罪并罚。
除行政处罚外， *** 表示将对涉嫌犯罪的线索严格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对此，卢鼎亮分析，“行刑衔接”是当前证券监管领域的重要趋势，旨在形成立体追责体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近年来，证券违法案件的“行刑衔接”呈现出明显强化和协同化的趋势。更高检与 *** 多次联合强调“全链条惩治”“立体追责”“应移尽移”的原则，明确零容忍导向。《资本市场行政执法与检察履职衔接协作机制意见》下，更高检驻 *** 检察室推动案件同步交办、证据共享，已建立十余项常态化协作机制。
尽管“行刑衔接”机制取得显著进展，但在实践层面仍面临一些挑战。
“比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证明标准、程序衔接与标准转换上存在差异，行政调查阶段收集的证据如何进行刑事侦查的转化， *** 出具的‘认定函’在刑事诉讼中的性质、证据效力及法律地位尚无统一认识等。”卢鼎亮举例解释。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认为，“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刑事移送+退市执行”这一组合拳堪称资本市场法治化的标杆之作，绝非简单叠加，而是系统性重塑监管生态的“组合重锤”。预处罚提前释放威慑信号，退市预警直击生存命脉，市场禁入精准锁定“关键少数”，移送公安机关则将违法成本从民事提升至刑事——四环相扣，形成“发现即罚、罚后即退、追责到人、刑民衔接”的全链条闭环，这印证了监管从“事后救火”转向“源头治理”的质变。
在田利辉看来，东方通案的处理标志着A股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优先”转型的关键一步。监管部门不仅清除了一个造假企业，更构建了“不敢假、不能假、不易假”的制度生态。这是注册制改革下“严进严出”理念的落地实践。A股已告别“重规模、轻质量”时代，进入“能进能出、优胜劣汰”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未来，随着制度更趋精细、科技赋能监管，劣质公司“出清”将更高效、更彻底，为优质企业腾出成长空间，真正实现市场“良币驱逐劣币”的良性循环。
（编辑：夏欣 审核：何莎莎 校对：颜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