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代，士大夫在政坛非常活跃，地位十分显赫，对当时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柳诒徵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室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正因如此，宋代士大夫经常被许多治史者津津乐道。更有不少学者立足民主角度，认为其政坛影响力的增强已对专制皇权形成限制，是时代进步的体现。近代社会以来，如萨托利所云：“民主变成了一个广受赞誉的词。”而对国家与社会的文明制度规范性又似乎缺乏太多关注。因此，颇有必要就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消极方面稍作钩沉。
文士理想与现实社会
吴晗认为：“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1988年版，66页）阎步克据《辞源》为“士大夫”的解释，进而指出“士大夫”既是“居官者”，又是“文人”。因此可说，“士大夫”应属于“文人”的概念范畴，也与现代词汇“知识分子”涵义类似。
古今中外，文人或者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时代发展的动力，是维系社会良心之所在。清末李鸿章即有所谓“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不过金无足赤，传统的文人知识分子往往存在一些认识局限。以文人与政治的态度、关系而论，其思想精神在客观上具有一定前瞻性。许多传统文人一般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往往源自于内心美好纯洁的想望。这种想望初衷或许出自善意，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进步。然而，“现实到理想也许永远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汤一介：《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前途》）在政治实践中，对这些精神想望的固执己见也往往会起到负面作用。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认为：“知识分子常常通过把当前的现实与理想进行比较来判断自己国家和社会制度，而不是把这一现实与其它现实相比较……没有任何人类事业能丝毫无损地经受住这一试验。”（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 *** 》，凤凰传媒2005年版，218页）因此，文人之于现实政治的局限，或者就在于政治目标理想化，文人永远不会满足于现实存在，永远追求理想目标。这也是文人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推动现实进步的动力。当然，有利有弊，利常大于弊。
然而，在专制皇权长期的熏陶、关照下，在那种单一封闭的文化下育养、造就的文人，绝不能与近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等同视之。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不用多言，但负面消极作用往往也显而易见。譬如，经宋代发达的科举制激励和推动，被培育和选 *** 的士大夫官僚们在政治中的一些消极作用即可一睹。固然，士大夫对宋代的辉煌发达影响重大，但长久以来政治的疾弊同样与其密切相关。北宋亡国初年，金人扶持的“伪齐”傀儡刘豫曾说：“前朝以虚誉用人，惟尚科举。至宣、靖间，误国者皆进士及第之人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7）即认为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正是促成赵宋覆灭的重要因素。
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与实践活动
宋代士大夫的美好理想与现实政治间存在巨大差距，客观地看，其间缺乏一种理性、务实的沟通途径。一些传统与时代因素也对其政治实践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士大夫们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在现实中往往体现为对一己理念的顽固坚持，不满现实，批评现政，交相议论，反复纷纭。
宋代士大夫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儒家崇尚的二帝三代，实现致君尧舜的远大目标。这种思想源出儒家理论，但在政坛发挥作用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南宋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仪，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朱子语类》卷129）余英时认为，所谓“欲复二帝三代”的意态到仁宗朝才充分显露了出来。（《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11年版，190页）然而，宋代政治复杂变幻。进入北宋中叶，出现了许多不稳定因素。边疆地区辽和西夏军力强盛，频频威胁；国家内部则“冗官”“冗兵”“冗费”日趋严重。军队士兵变乱也不断发生。仁宗时张方平说：“臣比在审刑，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无日不有。大则欲谋杀官吏、劫仓库，小则谋欲劫民户、入山林，多至三五十，少亦一二十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强敌环伺，边疆履危，军力不振，财政困顿，内乱频生。此时，赵宋王朝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宋代士大夫也经受严峻的现实考验。他们关注社会民生，指陈时政得失，力图除弊布新，有补于世。因此，掀起了政治革新潮流。南宋陈亮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集》卷11《铨选资格》）
然而，社会现实错综复杂，部分胸怀政治宏图的士大夫无论怎么努力改变，也难以企及自身的理想目标，更难以满足另一部分士大夫的政治愿望。在实践中，他们对内心理想的坚持与执着，时常演变为对现实政治的各种非议和激烈批判。
这种非议和批判，交相纷纭，成为北宋中后期政坛的突出景象。欧阳修谓己：“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全集》卷2《镇阳读书》）范仲淹主张：“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范文正公集》卷16《让观察使之一表》）“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程颐“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规避。”（《二程集》附录《伊川先生年谱》）曾巩“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等等。（林希：《曾巩墓志》）这种固执己见和对现政的非议、批判，发展至极端，则难免夹携个人意气。吕中指出：“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而以文墨为法，以议论为政，又本朝规模所独病。”（《宋大事记讲义》卷1《国势论》）据传北宋亡国之际，金人曾对宋使臣轻蔑地说：“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宣和遗事》后集）可谓一语点中赵宋朝政疾弊之要害。朱熹也深刻体味到这种时代病症，故尖锐地批评说：“秀才好立虚论，朝廷才做一事，哄哄地哄过了，事又只休。”（《朱子语类》卷127）元人在修《宋史》时亦云：“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宋史》卷177《食货志》）以致对宋代政治也得出“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的基本看法。（《宋史》附录《进宋史表》）
对于宋代士大夫政治的负面作用，一些前辈史家也早有认识。张荫麟说：“宋太祖‘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和真、仁两朝过度的宽柔，逐渐造成政治上一种变态的离心力；以敌视当权为勇敢，以反对法令为高超，以言事得罪为无上的光荣。 *** 每有什么出乎故常的施为，必遭受四方八面寻瑕抵隙的攻击，直至它被打消为止。”（《中国史纲》，中华书局2009年版，270页）可谓一针见血。吕思勉也指出，宋代士大夫“持论过高，往往不切于实际。意气过甚，则易陷于党争。党争最易使人动于感情，失却理性”，（《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1992年版，428页）从而认为他们根本不适宜做政治事业。
虽然儒家固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但在现实中大多只能属于一种精神理念。文人相轻，意气相争，或许是传统文人自身无法回避的局限。宋代士大夫对时政的非议与批判原始初衷可能出自善意，然而，随着个人情绪和意气的融入掺杂，使原本纯属士大夫政见的差异，逐渐上升为人与人间、不同士大夫团体间的矛盾斗争。而宋代的台谏制度对此也往往起到了激化作用。欧阳修指出，本朝重用台谏官后，“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为好讦阴私，或以为公相倾陷，或谓沽邀名誉，或谓自图进取……”（《长编》卷189）在更高统治者宋仁宗看来，许多士大夫凭借宋廷优待政策，勇于批评时政，非为国家谋福，而是将其视为博取美誉和仕宦荣升的一条途径。嘉祐五年（1060）诏书云：“朕乐与士大夫惇德明义，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朕旨，或为危言诡行，务以惊众取誉，罔上而邀宠。论事之官，搜抉隐微，无忠恕长厚之风；讬迹于公，而原其本心，实以合党图私，甚可恶也。”（《长编》卷192）他曾告诫台谏长官郭申锡说：“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卿勿为也。”（《宋史》卷330《郭申锡传》）朝政若此，帝王自然感受深刻，以致也生出忧虑。北宋中后期的政坛可谓波谲云诡，新旧党争此起彼伏，激烈异常，以致影响到赵宋王朝的最终结局。这种现象背后的本因恐怕与士大夫自身的局限难脱干系。
士大夫的表现削弱赵宋王朝的凝聚力
《韩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虽然法家言辞对儒士颇有贬损，但不幸却稍中其弊。此亦可由宋代士大夫在政坛的表现略解一二。在北宋中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下，士大夫们交相纷纭的、针对现实政治的非议与批判，严重削弱了政权的核心凝聚力。即是说，在宋廷政权运行中，缺失一种基本稳定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积极健康的政治环境。许多方略措施无论优劣好坏，往往在制定或执行时，即陷入反复纷纭。各派面争廷议，激烈交锋，最终即使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进而，王朝的公信力也遭受削弱。
宋英宗时，吕大防认为：“主威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私恩害公”，（《宋史》卷340《吕大防传》）即意识到士大夫这种不正常表现的严重危害。直至北宋末形势危急，此种政风依然充斥宋廷，影响着当时的国事决策。吕中评论金军大举进攻下的政坛：“……战者不决于战，和者不一于和，至于城已破，祸已至，而犹议不一，心有不决，终始一岁之中，多变若此。”（《宋史纪事本末》卷56）南宋邵博沉痛地指出：“靖康初元，海外与国乱神州，势尚浅。朝廷有施行，太学诸生必起论之。又举合国人进斥大臣，击登闻鼓，碎之。庙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邵氏闻见后录》卷10）
因此而言，在宋代士大夫主导朝政的时局下，许多政策和方针尚未施行，或甫一推行，即陷入激烈的非议和批评中。最终国事只能举步不前，原地徘徊。赵宋政权难以在国家层面形成一种统一的、以一贯之的施政决策，导致许多良好的方略最后仅能停留在文件层面，未能切实推行到国家基层。最终，宋王朝在因循苟且的形势中，只能走向衰亡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