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旨在调动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如果把晚清历史比喻成一台戏，对慈禧太后有一饭之恩的吴永可算个著名龙套。他与众多名角共过事、同过场，却从没有惊艳的亮相、大段的念白，更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治晚清史的学者，几乎无人不引用他的口述回忆录《庚子西狩丛谈》（以下简称《丛谈》）：为戊戌变法引、为庚子事变引、为清末新政引、为丁未政潮引，还为慈禧、光绪、李鸿章、张荫桓、荣禄、张之洞、岑春煊、瞿鸿基等等一引再引，却极少有人为吴永本人而引。
吴永的经历，代表着一类人，他们惯作串场戏，串起富极贵溢的帝王将相，却将自己遗落下来，压缩成工具、符号，或是画外音。而本文要做的，就是把这样的人生打捞出水。为皎月旁的星、大树边的草、鹤群里的鸡，描绘出一幅不作陪衬的独立画像。
电视剧《慈禧西行》中的吴永
名卿名相尽知音
吴永的命数里，有一古今罕见的大幸运：他生于边鄙，科名不显，勋业不扬，但“朋友圈”层次之高，实在令人咋舌——凡晚清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或恩或怨，或姻或谊，在他的人生路上，挨挨挤挤，简直到了俯拾皆是地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婚姻。按照传统门当户对原则，吴永出身小官吏家庭，但先后所娶四位夫人，一位是曾纪泽之女，两位是盛宣怀堂妹，由极贵而极富，仅这做女婿的运道，就非常人所能及也。
由寒门子弟一跃而成侯府东床，因缘际会必不可少，而为之铺设天梯的中间人，报出名来，也尽是如雷贯耳的世间英物。吴永字渔川，又字槃庵，别号观复道人。他本籍湖州，却于同治四年出生在极偏远的四川西昌县衙。查询同治四年前后的《缙绅全书》，时任西昌县巡检名吴德桢，浙江归安人。核之吴永次子、著名语言学家吴宗济先生口述家族历史：“我们这一支按辈分说，名字里分别有芳、名、延、祖、德、厚、学、继、昌、期等字......父亲是厚字辈，我是学字辈，不知什么缘故，父亲已不按这些字起名。”可知这位远道而来的吴巡检，大概率是主人公的尊亲。
吴永之子，著名语言学家吴宗济先生
光绪四年，虚岁十五的吴永没了父亲。西昌地僻，非所宜居，所以母子孤孀迁居成都，过起节衣缩食的艰难生活。吴永天资聪慧，开蒙时已见端倪，后虽贫寒无力延师，但凭着假亲借友，刻苦自励，到二十岁时，也学成个通经达史，优游词章，乃至工绘画、晓音律、摹刻汉印的雅俊之才。他在光绪十年获得秀才身份，后因法越搆难，战端再起，便投至川籍名将鲍超幕下，充作军中文案。鲍超勇悍无比，在湘军中，与多隆阿并有“多龙超虎”之称。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人虽年迈，仍奉诏募兵，奔赴云南前线。吴永附丽之，驱驰于冰天炎瘴之中，促成人生之一段重要经历。
次年，清廷与法国议和，鲍超负气撤回，吴永也辗转来到长沙，靠刻章卖画聊为生计。很快，他的贵人缘又发挥了作用：回乡养病的道员郭庆藩听闻他的才华，将其延揽在家，算作私人秘书，而庆藩的叔父不是旁人，正是蛰居故里的洋务先驱郭嵩焘。吴永年轻好学，做事殷勤，几番往来，就得到老辈赏识。他跟随郭嵩焘学习古文义法，不数年，笔下工夫大有长进。
不过郭氏是下野大员，又因为办洋务、搞外交，名誉备受指摘。弱冠之年的吴永随他左右，难免耽误前程。郭嵩焘爱才而乐见其成，于是修书一封，将这个年轻人荐至京师，到大名鼎鼎的户部侍郎、勇毅侯曾纪泽府邸坐馆教书。关于曾纪泽，泛泛的介绍实在显得冗余。除了清王朝擎天一柱——曾国藩长公子的身份外，作为晚清外交史上的头面人物，他与郭嵩焘既是乡党，又兼同道，对其所举之人，自然照顾有加。
在曾宅，吴永的日常工作大抵不过起草文书之类，但渐渐的，他得到二 *** 广珣青眼，谈起打破常规的西式恋爱。曾国藩是恪守传统的理学名家，对子女婚姻也显得保守，多选湖湘故老特别是湘军袍泽联姻结媾，而曾纪泽常年出使，一家人的思想也属新派。据说吴永擅弹琵琶，有一天，二 *** 循着琴声找到他办公的书房，见一后生相貌俊秀，墙壁上挂着自绘的丹青，书法也不同凡响。就这样，千金 *** 爱上穷书生，礼贤下士的曾侯也肯于促成。光绪十四年，二十四岁的吴永与二十二岁的曾广珣在京完婚，无名小子成了勋门至戚，一条青云路俨然铺就眼前。
可惜，小夫妻成亲不过两年，支撑家门的曾纪泽就一病不起，五十出头英年早逝。吴永从北京到长沙一路护丧，总算无亏半子之道。至于曾二 *** ，按照吴宗济追述，她在婚后一年就死于难产，比乃父辞世更早。但更可信的说法当然出自丈夫吴永，《丛谈》中提到：“余先室曾夫人，于前一年己亥小除日逝世，未有子女。”己亥即光绪二十五年，可知广珣以三十三岁寿终，夫妻虽未偕老，究不至于缘浅如斯。
吴永岳父曾纪泽
岳父早亡，必定使吴永的前程受到影响，且他无甚功名，又乏劳绩，入仕之初，也难免论资排辈，翘首煎熬。光绪十九年，吴永捐纳知县，分发直隶试用，挨期五年，终于在京北怀来县补授实缺。而后小心翼翼，勤恳供职，与寻常读书做官者一般无二。不过，曾家女婿的身份，到底带来许多隐性好处，特能使他以世交晚辈姿态，穿梭势要，增广见闻。
《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被推荐到李鸿章身边，帮办《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谈判事宜。此时的淮军领袖谤满天下，门庭冷落，也同所有失意老人一样：负气、怀旧，爱唠叨。吴永心细，且有陪伴郭嵩焘的现成经验，于是很快承担起倾听任务。二人身份、阅历虽有天差地别，但一个更具话题性的交集摆在面前——曾文正公。只要说到这位“你太丈人”“我老师”，亲近之情，自然溢于言表。因为吴永是局外人，又有通家之好，李鸿章同他讲话，往往嬉笑怒骂而无所顾忌。我们今天常见的，关于这位晚清柱石的人生经验、政治牢骚，譬如“挺经”“裱糊匠”“痞子腔”以及怒斥袁世凯、受赠美国总统手杖之类，都出自《丛谈》转述。这些纵横捭阖的政坛辛秘，后人观之，尚且啧啧称叹，吴永耳濡目染，默化于心，到后来为官办事，总能有些启发帮助。
一年后，李鸿章出使欧美，商约事宜改由折冲樽俎，乘时得位的外交家张荫桓接办。吴永奔走门下，随张办事，相处也颇融洽。光绪二十三年，张荫桓向朝廷保奏人才，其所举如赵尔巽、伍廷芳等，都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吴永附骥其后，也搭上“尽先补用”的便车。不多久，前任怀来知县病故开缺，吏部将吴永的名字奏上，使他得到人生中之一个官职。
一系列铨选程序，恰在戊戌年夏天完成，待要拖到深秋，怕就成了镜花水月——百日维新失败后，红极一时的张荫桓骤然失势，几乎与“六君子”同做刀下之鬼。然而板荡见人心，从张氏罹罪后吴永的表现来看，他确实算得个有情有义忠厚君子，不枉当轴诸公们推心置腹。侥幸逃生的张荫桓被慈禧太后下旨发往新疆，因为时间促迫，不及备齐行装。难得尚未抵任的吴永百计张罗，勉强凑出五百两银子，赶到天津途次为之饯行。二人相见惨恻，惟有垂泪而已。后来张氏在新疆被刑，死讯也借吴永口舌，传到慈禧耳中。这样的历史“异数”，不能不令人唏嘘怅惘。
平生祸福最无端
很快，三十五岁的吴永莅怀来县任。此前的他，虽然历军旅，办商约，随侍过鲍超、郭嵩焘、曾纪泽、李鸿章、张荫桓五位巨擘，但所从事的，都只是文字秘书工作，并不具备独立办事经验。然而此时的京畿，形势已极紧迫。朝中政局波谲云诡，辐射到地方官场，干脆就是剑拔弩张。吴永上任未几，由山东蜂起的义和团势力就不断向北蔓延，津、保各县神坛林立，怀来也无从幸免。义和团的排外口号本就与民间积怨相互契合，吞刀吐火的法术神技，更令男女老幼趋之若鹜。加之朝廷态度暧昧多变，与列强交恶后，更许以“义民”，大为倡导。所以光绪二十五年夏秋以后，直隶境内的拳坛信仰已如山呼海啸，自缙绅而至妇孺，无不拍手顿足，汲汲翘望。畿辅大僚如总督裕禄、臬司廷雍，都是义和拳的忠实信徒。他们放下做官的体统，与大师兄们称兄道弟，共同创造圣母临凡、刀枪不入的神话征验。更有甚者，还奖励拳众焚教堂，杀教民，又命地方官为之供应，钱粮军械，拱手奉上。
在这个热火朝天的氛围里，吴永是不合时宜的。他跟着洋务泰斗浸淫多年，总归晓得枪炮厉害，不能血肉相搏。而狂热中的理性无疑是危险的，抑制拳势，甚至仅仅是不予合作，就足以让直隶官员陷入死地。譬如同样不合时宜的藩司廷杰，不但被同事廷雍排挤黜落，离任时还遭拳民当众 *** ，回京途中又遇重重拦截：“自保定至京师，三程之路，凡历十余天而后得达，随身行李衣服，掠夺俱尽，抵京师仅存一身，面目都失，狼狈殆无人色。”
吴永先在怀来禁拳，殆其势若燎原，也只能佯作镇定，虚与周旋。拳首见他违拗，不免施以颜色，其如跪拜焚表、捐香赎罪，县衙纵火，截取书信，“凡无理取闹之事，亡虑数十百起，细琐口舌，几于无日不有”。幸而他在本县官声不错，百姓实心拥戴，绅士乐于调停，“以是拳众虽挟有积嫌，而牵于怀人公论，尚不敢无端加害”。
与作神作鬼，喊打喊杀的大师兄相比，更大的麻烦还在官场内部：臬司廷雍早已将他视为汉奸，放出话来：“吴令若非曾氏婿，早当立予参劾。”廷杰落职不久，吴永就收到省城命令，叫他与威县孙毓秀两缺对调。威县远僻，不及怀来地当冲要，邻近京师。孙某是新任总督李秉衡女婿，在吴永看来，廷雍此举“一以结李之欢，一以置予于毒，一举两得，而表面上又无丝毫可议”。换言之，彼时烽火连天，李秉衡是义和团发展壮大的主要推手，他的女婿行走京畿，自然横冲直撞，旅途无忧。可自己是拳坛衔恨之人，之所以幸免于难，多凭地方长官身份保护，怀来绅民曲为周全。一旦卸篆登程，则重关列卡，孤悬无依，能如廷杰般逃出性命，已属万分侥幸，不定就要遭人毒手，呜呼哀哉。
时至于此，吴永“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连日里辗转反侧，总不得开解办法。然观此君命数，真乃乱世中一员福将。他从一文不名到身膺百里，靠得是接连不断贵人加持，待至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他的贵人运竟也尾随而来，臻于极致。七月二十三日黄昏，正当吴永闷守空衙，与幕僚亲友相对惨恻之际，忽接邻封延庆州一纸公文，内拆破絮粗纸，熨平后，赫然可见：
皇太后、皇上满汉全席一桌，庆王、礼王、端王各一品锅，肃王、那王、澜公爷、泽公爷、定公爷、橚贝子、伦贝子各一品锅，振大爷、军机大臣刚中堂各一品锅，赵大人、英年大人各一品锅，神机营、虎神营随驾官员军兵不知多少，应多备食物粮草。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山城小县，忽闻圣驾降临，县衙上下不能不为之惊骇。他们先疑有诈，再细看行文字，又确实出自延庆秦知州亲笔。在《丛谈》中，吴永把此间心态描述得冠冕堂皇：“予踌躇再四，念身为守土官吏，亲食其禄，焉有遭逢君尚患难而以途人视之者？祸福固不可测，然尽吾职而得祸，于心无尤。”但另一处，他的狂喜之情溢于言表：“不意绝处逢生，忽有两宫驾到之一幕。霎时间天旋地转，又别开一世界。虽后来之遭际不知何似，而就此一时境地论，则真可谓太阳一照，万煞全消；八面罗网，同时并脱矣。”天上掉下个西太后，无论乱离仓猝何等艰难，终是他抗拒离任，对付廷雍的更好借口。于是，进退维谷的吴永决定宁可信其有，当即振作精神，布置迎驾。
此时的京城早成一片火海，慈禧、光绪逃难出宫的狼狈，文学、影视中多有演绎，此处毋庸赘言。然而若论乱象，怀来小城也不遑多让。这里城内有拳勇，城外是败兵，内外隔绝，已经全无秩序可言。拳勇占据城门，对着将欲出城的吴永厉声质问：“他们皆已逃走，何配称为太后、皇上！”官绅稍有说合，即被斥为“二毛子”，喊打喊杀。城外是京绥孔道，沿途充斥着从京城溃败而来的散兵游勇， *** 烧，无所不为。县衙厨役虽携带蔬果缒城而出，但行进不过两三里，就被溃军劫掠，鲜血淋漓地回城避难。没奈何，吴永只得将城内事务委托随任的姐丈照应，自点八名马勇，整枪实弹，趁夜色夺西门而出。
由延庆至怀来必经榆林堡，忖度着两宫要在此打尖，吴永率先前往布置。然而好端端一座大驿站，此时居民逃尽，人烟全无，先叫煮好的三锅绿豆小米粥，也被乱兵攫去两锅。吴永只好亲自坐在骡马店门口的石墩子上，马勇们荷枪侍立，一起守护“御用”粥锅。不多时，两宫车驾降临。说是车驾，不过延庆知州的肩舆，与几乘驮轿，七八辆骡车而已。内里慈禧、光绪、皇后、大阿哥、李莲英，并宫眷侍女，个个衣冠不整，蓬头垢面；至于厮跟而来的王公官弁、骑步兵卒，更是跌跌撞撞，形同逃荒。吴永补授县官，未经御前引见流程，今遭儿头回面圣，九重天子就成了丧家犬，他的世界观一定有着刹那间的崩塌，却不得不马上收束起来，摆出端庄惶恐样子，照在紫禁城一般磕头回话。
他与慈禧的问答截然分作两段，先是平静如常地报履历、问籍贯，又问是何班次，何时到任。慈禧连日狼狈，情绪应激，乍见此顶戴齐楚，礼仪周备外官，那些被仓皇丢弃的安全感、自尊心、身份体验，恍然间又似元神归位，不能不令人触绪增悲，肝肠大动。是以当吴永奏称已有预备，惟恐不及时，这位迹近亡国，却强撑体统的老佛爷忽然放声大哭，向个从未谋面的县官展现自己最脆弱一面，说道：
予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竟不见一百姓，官吏更绝迹无睹。今至尔怀来县，尔尚衣冠来此迎驾，可称我知忠臣。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我今见尔，尤不失地方官礼数，难道本朝江山尚获安全无恙乎？
太后一行哭罢，又将沿途的苦况、饥寒一气尽述，甚至自嘲如乡姥姥，将吴永作娘家人，毫不见外地先喝小米粥，又要煮鸡蛋，再讨水烟、衣服，絮絮叨叨，全无威严。吴永也好似孝子贤孙，忙前跑后，不但叫太后大为满意，连一向挑剔的内监也生出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进得城去，连呼“到地头了”。
慈禧
怀来城内本设有康熙帝西巡行宫，可供两宫暂驻，吴永出城前，又征集民房、庙宇、铺面，扫除修整，充作王公大臣下榻公馆。他还号召绅民，将各家各户储备的食物匀出一半，置办米饭、烙饼、蒸馍、稀粥以及蔬干咸菜备用，将来由县衙按价补偿。至于太后、皇帝及宫眷等所缺衣物、镜奁，则由吴永自家翻箱倒柜，拉杂拼凑，总算使两宫栉沐妆饰，仪容稍整。
随着太后逃难到怀来，吴永这个七品知县，一跃而成大清朝廷总跑堂。一壁里宫门传唤，三复往返；那边厢军机有请，日必数次。更有贵胄宫监、随扈军士数千百人，都要由他八面张罗，百计周旋。一天下来，直累得喉咙喑哑，两腿肿胀，靴头磨破露出脚趾，也无暇回家更换。随驾的禁军不能抵御外侮，骚扰百姓却极骄悍。他们在田间掳掠骡马，又到铺肆里搜刮民财。吴永为民父母，不能坐视不理，所以请示懿旨，又与武卫军将领马玉昆商议，将不法游勇就地处决，一两日内，枭首十余人之多。
怀来百姓淳朴好客，又崇拜君主，哪怕朝廷尊严零落至此，仍不失臣民之道，乐于为之供奉。两宫初来时，那些乡间的蔬菜，城里的百货，都由担夫挑着，大筐小筥，屯集街市，而绝无居奇昂价，故意刁难举动。然而一晃到了第三天，只见一簇簇达官贵人，络绎不绝从京中逃来，却绝不见两宫大驾有启跸离怀迹象。吴永面上应酬，心里犯急：如此小县，偌大朝廷，一驻再驻，就吃得本地官民山穷水尽，也不过杯水车薪而已。
挨到第三天下午，太后终于透出次日启程打算。吴永庆幸之余，却接得军机处一张字条：“本日奉上谕，吴永着办理前路粮台。”这是天大的美差，放在平日，不定叫多少红顶子大员抢得头破血流。然而斯时斯境，放在吴永身上，却叫他诚惶诚恐，不敢承受。论公义：怀来迎驾大费周章，不但劳烦百姓垫资供应，且剿拳勇杀溃兵，已将一应势力得罪殆尽。眼下要他一走了之，将本县绅民的生死祸福全抛脑后，吴永是个讲情念旧的人，过河拆桥，未免五内不安。论私心：他的官卑职小，虽得太后一见如故，而骤膺要差，必定遭人妒忌。如今大清王朝前路未卜，战和不定，当个县官脱身容易，真做上两宫西逃都总管，万一调遣不灵误了大事，众矢之的的下场，只怕难以逃脱。后者不能诉诸于口，他也只好拿着前者当理由，求管事的亲王、军机帮忙辞卸。众人多不理会，惟有浙江老乡王文韶出个主意，叫他求武卫军留一队人马在怀来防守，免得兵匪两道骚扰蹂躏。
既然辞差不成，吴永也只得回署安顿，做好远行准备。他身边无妻无子，只有寡嫂幼侄，并亲戚、幕客、家丁随任过活。家国破碎，关山千里，共患难的亲友们洒泪诀别，都做好不复相见的心理准备。次日一早，吴永单偕姐夫就道，开启波折 *** 的随扈旅程。行至宣化，他被晋升为知府职衔，算是临危救驾的报功之典。
须信为臣难上难
自上了路，吴永的麻烦就没有断过。他身无一文之饷，手无一旅之兵，既担个粮台名义，诸色太监、王府豪奴、大小京官，就挨次问他来讨供应。文讨也还罢了，更有武讨的，实在骇人。他上任之一天，就遭武卫军兵士举枪扬刃，强索军饷麸料。吴永郁气奔涌，放声大哭，哭得众人悻悻散去，权且解此一围。他左思右想，自忖无法胜任，干脆壮着胆子向慈禧进言，保举甘肃布政使岑春煊总办粮台，自己等而下之，改作会办。
岑春煊是清季强力人物，曾与袁世凯并噪大名。在吴永笔下，此人是个躁妄骄横，将恩作仇的野心家。联军入都后，他为求幸进，万里勤王，虽博得慈禧好感，却不为中枢重臣所喜。吴永算着他官职高，又提兵带饷，性气任侠，故而为之保荐。岂料陪王伴驾不是作县一方，即此一举，自以为得计的吴永就落得两面埋怨：军机大臣嫌他擅作主张，斥曰：“尔保岑三为督办，亦须向我等商量，乃径自陈奏耶？此人苗性尚未褪净，如何能干此正事！”至于岑春煊，于此差虽是万般称愿，却嫌吴永官小，拾他的余唾，未免自损身价。所以不但不肯领情，反而当面诟呛：“谢尔厚意，乃以此破砂锅向我头上套，令我无辜受累。”
同样的错误，吴永一路上犯过多次。他的人情味很重，虽有上进之心，却无机巧之术，故能让阅人无数的长者推诚相待。然而御座之下，人与人尽真诚、说实话的美德，却最容易埋下猜嫌嫉妒的种子，一着不慎，引火烧身。慈禧与吴永投缘，每每陈奏公事完毕，都要温言霁色，和他随意闲聊。他做地方官的，对民间疾苦无不周知，所以“每问一事，必根端竟尾，娓娓忘倦，往往至一二钟之久，方始告退”。这些话说得浅了，不过新鲜见闻；但凡说得深些，就成了亲重近臣壅蔽圣听的一大罪状。“壅蔽”就是今天常说的“信息茧房”，对君主的壅蔽，大多来自官僚上层、宫廷内部的刻意编织，且往往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吴永是更高权力身边的“外来人”，哪怕噤口不言，也足令旁人警惕，更遑论“根端竟尾”，信口漫谈。
很快，他就得到总管太监李莲英的“亲切”点拨：
一日在西安行宫，李监忽附耳告曰：“尔已闹大乱子矣！”予惊问何事？曰：“尔昨日于老佛爷前曾作何语？今日诸军机入见，均大碰钉子。老佛爷厉声诘责，谓外间种种情形，尔等平时何无一语奏闻，直是朦胧我母子耳目？诸军机相顾失色，咸不知所对，只有相率免冠叩头。我想必因尔语及何事，老佛爷乃如此发怒。诸军机必且抱怨于尔，须当注意。”
更有甚者，则是全班军机的集体告诫：
一日在军机房，荣、王两中堂、瞿尚书咸在座。王中堂忽正色语予曰：“渔川，我与尔系同乡，不能不向尔正告。尔今日召对，乃至二点一刻之久，致我等久候，究竟所说何词？以后在本等范围，自可简单明了，扼要陈奏。切勿东牵西曳，横生枝节。天泽之分，奏事有体，非儿戏也。”予唯唯而退。荣、瞿皆默然无言，然窥其容色，似皆深不惬于予。盖诸公会议，或许正议论予事也。
不但在太后跟前口舌犯忌，吴永与同办粮台的岑春煊、俞启元也多有龃龉。岑春煊行事霸道，对地方官吏常加苛责，凡供应稍迟者，便疾言厉色：“看尔有几个脑袋！”吴永同病相怜，往往代为缓颊，甚至转请内监舒通。岑之于吴，既不屑，又恼火，以致独断专行，节节刁难，甚至在行宫门前揪住衣襟，挥拳欲殴。俞启元是贵公子出身，由刚毅保举，也搭上会办粮台的便车。此人更爱挑拨是非，常向吴永诋毁岑氏，待其随声附和，又添油加醋转告于岑，反复唆弄之下，使岑吴势同水火，而自家从中渔利。
待行至太原，吴永已将枢机近臣得罪殆尽，只碍于太后宠眷，不敢公然动作。于是，众人想出调虎离山办法，以南方各省解饷迟滞为名，请派吴永、俞启元前往督催。慈禧虽迟疑不舍，却耐不住军机大臣合词共请，有理有据。最终，大伙儿“拔去眼中钉，张开两眼笑”，将这不知深浅的“暴发户”远远打发到湖广去了。
虽被内外夹击摆布出局，然而此去湖广，对吴永却是大大的好事。头一件是经人说媒，迎娶新妇。在外官看来，吴永眼下红得发紫，既属鳏居，说亲保媒就是更好的结交办法。是以他初到汉阳，正事未办，就有首府余肇康为之牵线，订婚许氏。次年正月在鄂完娶，婚礼的一应开销，自然也由湖北同僚凑趣相帮。钦差公干娶媳妇，放在承平时代，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且必定招致科道非议。如今京师沦陷，国将不国，南方各省天高皇帝远，矫诏抗命尚属寻常，又遑论儿女情长，人伦小事。
两个月后，吴永公事完毕，遂将新婚妻子寄居岳家，只身回行在复命。两宫自西安回銮前，他寄出家信，要夫人北上河南，途次见面。岂料家眷行至许州，夜宿旅店，竟遭二三十名强盗明火执仗，破门而入，不但抢劫银洋、首饰无数，且开枪致亲兵、家丁二人重伤。许氏少年妇女，经此一劫，大受惊吓。时逢乱世，丈夫宦海颠簸，夫妻间也不能从容聚处。据吴永《年谱》及《吴宗济口述史》记载，吴永初到广东即纳妾，光绪三十一年续娶盛宣怀堂妹为继室。由此推断，许夫人亡故当在光绪二十九、三十年前后，笼统计之，成婚不过一两年光景。
在湖广的第二件好事，是与张之洞攀上交情。这位疆臣领袖对两宫情状极为关切，既见吴永，便如旱苗之盼甘霖，连日交谈，亲切异常。吴永惯能得长者之心，在张跟前也不例外。二人的话题很快深入下去，言及最敏感的帝后关系，以及大阿哥溥儁作何处置。在张之洞看来，庚子祸端，皆因载漪父子图谋皇位而起，务必及早将其废黜，才能安定内外，促成和议，且此事必须要由慈禧亲自提出，而不待洋人指令。事关重大，不能见诸笔墨，他希望吴永代为面奏：“但言张之洞所说，看君有此胆量否？”吴永痛快应允，回到行在后，也充当起张氏的情报员，屡次致以密电，汇报两宫消息。
不过大阿哥一事关系国本，吴永吃够了多嘴的亏，再不敢轻举妄动。他先以此说叩问“颇相契爱”的军机首辅荣禄，感受了一番空气冻结的压抑：
荣时方吸烟，一家丁在旁装送。闻予所述，但倾耳瞑目，作沉思状，猛力作嘘吸，吐烟气卷卷如云雾，静默不语。吸了再换，换了再吸，凡历三次，殆阅至十余分钟，始徐徐点首曰：“也可以说得。尔之地位分际，倒是恰好，像我辈就不便启口。但须各外慎重，勿鲁莽。”
得到荣禄首肯后，他才觅得太后欢喜光景，乘机进言。所幸未触逆鳞，只得了句“尔且谨密勿说，到汴梁即有办法”。后值回銮，路过开封，果然有将溥儁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之旨，吴永两下对照，自是心照不宣。
既言此等大事而未得咎，他的胆气又壮了不少，某日以为时机成熟，就准备为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大臣讲情翻案——三人因反对向列强宣战被杀，舆论痛惜，视为奇冤。不料此言一出，激得慈禧“脸色一沉，目光直注，两腮迸突，额间筋脉悉偾起，露齿作噤齘状”，厉声道：“吴永，连你也这样说耶！”他从未见过太后发怒，登时汗流浃背，惶悚不可名状。《丛谈》行文至此，便将话头岔开，说起庚子之乱的始末缘由。其信息来源多出慈禧缕述，亦有别处风闻，几下里夹杂而论，遍及罹祸五大臣、刚毅、赵舒翘等诸多人物，在晚清史研究中颇受重视。
慈禧之于吴永，委实相待不薄。其由鄂返秦，及回銮途中，凡有赏赐，都和王公重臣别无二致，至于加官进爵，更是从快从优。辛丑年五月初六，他因张之洞保举简放道员，和徐世昌、孙宝琦同日引见——此二人民国时分任总统、总理，吴永先与齐肩，后别云泥，回想起来，总是感慨万千。同月，又正式补授广东雷琼道要缺。照他的本意，总以补去湖广，能借香帅荫蔽为佳。但时谚有云：仕途通，放广东。雷琼道进项充裕，慈禧出于偏爱，特将他补在这个肥缺。
前程既有定论，南下自是题中之义，可太后用他顺手，特旨缓赴新任，照旧承应宫门差事。回銮路上排场浩大，与西逃的落拓大相径庭，吴永督办前站，在外人眼里，正是辉煌无比，顶括括的吴大人。可他行事谨慎，又怜惜地方官办事之苦，所以热官冷做，一行下来，不但自家赔累过万，也耽误亲贵内监借势发财。此前他外差湖广，岑春煊已将各宫太监打点得无微不至，等他接手后稍加限制，就叫人切齿痛恨：“咱们从前蒙在鼓子里，都被你刻薄死。还亏着岑三讲交道，帮个忙儿，动是整千整百的，作成咱们爷儿吃个肚饱……”太监们抱怨还则罢了，军机新贵如瞿鸿基等，也对他颇为忌惮，所以内外夹击一如此前，吴永被挤出局，也不过早晚而已。
任从蛛网任从灰
銮驾在开封停驻多日，启行前，忽有旨意命吴永往广东赴任。这一去，照例要等六年俸满才能送部引见，倒是荣禄觑着他的圣眷，板上钉钉道：“尔尽放心前去，要回京都还不容易么？早则年底，迟则明春，准可在都相见。”事实上，看好吴永前程的，又远不止荣禄一人。他自开封南行，先到武昌拜望张之洞，而后浮江东下，抵达上海。其在沪期间，如拜客、宴会，以及为江皖水灾捐助善款消息，都由申报刊登，受关注情形可见一斑。莅任广东不久，更与如日中天的盛宣怀结为亲家。这位新夫人名翰玉，号瑶华，芳龄二八，与年过不惑的吴永是地地道道的老夫少妻。她的次子吴宗济回忆：“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清朝末年的国家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盛家，肯于把这个16岁的女孩子嫁给我父亲，主要是看好他在庚子接驾之后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希望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多一个帮手。盛家送亲的时候，据说动用了当时非常先进的运输工具——轮船，场面相当热闹壮观。”
可惜，吴永的仕途远未达到盛家预期，也没能像荣禄盘算的那样，一两年内重回京师。他在广东做了五年官，历经高廉、雷琼、潮惠三任道员，一切循规蹈矩，按部就班。起初，亲朋好友奔走张罗，本地票号愿借重金，为的是怂恿他早进一步，封疆建节：如今朝局已成互市，哪怕根深叶茂，也没有不花钱就能升官的道理。然凭太后眷顾，必能事半功倍，等到物是人非，就难免烟消云散。或许是大风大浪经得多了，事到如今，他做官的心虽未全冷，但到底不算太热，所以谢绝了旁人的殷殷期盼，准备先在广东守分尽职。
然而厝火积薪，适得其反。吴永赴粤不过两年，他的老冤家岑春煊就从天而降，成了泰山压顶的两广总督。岑氏杀伐果断，参人无数，是清季有名的“官屠”。履任两广不久，他就以一道奏折参劾十一名属官，其中十名情节严重，或革职，或永不叙用，或查抄遣戍发配新疆。惟独吴永处分轻微，虽置于首位，却仅拟开缺引见。按照《丛谈》分析，这是明知太后眷注其人，特意将他的小过失，与一众贪官并列书写，看似仰体上心，从轻发落，意在有错必惩，不能越过为首而独罪其余。奏折送至御前，慈禧念旧，欲作留中处置。军机大臣瞿鸿基与岑一气，挺身力奏，惹得太后勃然作色，连叠拍案道：“留中，决计留中！我决计留中定了！”如此一来，不但吴永毫发无损，连其余十人也一并解脱。
虽说处分得免，但近厄于岑、远厄于瞿的处境，使吴永的升迁路难上加难。他在粤五年，两次遇到臬司出缺，虽有太后提名，却每每为瞿氏所阻。直到光绪三十二年丁忧去职，也没能更进一步。
光绪三十四年，守孝期满的吴永改官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民国元年，又任山东提法使、都督府秘书长；次年调胶东观察使（官制改革后称为道尹），一任十年之久。斗转星移，热闹不堪的北京换了六位总统，倒是吴永的光阴凝固下来，在烟台小城做定了乱世太平官。其间，他的第三任夫人又故去了，妻妹端玉为之续弦，照顾姐姐留下的四子三女。
民国十年，吴永因山东政坛纠纷离任，迁居北京。他用多年积蓄在宣南求志巷置办宅院，先是赋闲隐居，后承国务总理、老友孙宝琦延揽，当起国务院秘书闲差。然而他的年事已高，心志颓丧，于政治无甚留恋，两年后便杜门养疾，靠着佛学、乐器、书法，聊慰桑榆暮景。
著名的《庚子西狩丛谈》在这一阶段成书、付梓，正是吴永闲来无事，意兴飞动的成果。当然，更大的贡献来自浙江籍逊清翰林刘治襄。他早年在济南作幕，曾听吴永席间畅谈，可惜宴会扰攘，话题中断，此后又不复相见。民国十六年，二人陆续到国务院供职，刘氏旧事重提，盛邀吴永开章演说，一众同僚环坐促膝，屏气凝神，听他娓娓滔滔，忽惊忽愕，真仿佛置身天桥，听说书先儿讲《水浒传》一般。刘治襄得偿夙愿，兴奋不已，回家后挑灯铺纸，连写三彻夜，成文七万余，又令儿子、女婿整理誊清，而后持付吴永，请其核正订改，添删润色。刘氏记忆精强，文章雄健，全书以散运骈，一气呵成，写得吴永极为满意，盛称其“笔致纵横，词采磊落，事皆详实，庶可传信”。书稿于当年付梓，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后又有德文、日文译本。庚子事变是晚清史显学，“西狩”“回銮”题材的史料留存甚多，而学者公认之最有价值者，即系《丛谈》一书无疑。
《庚子西狩丛谈》书影
民国二十五年，七十二岁的吴永在家中病逝。他的一生虽然跌宕，又曾站在风口浪尖，但官不高、名不著，晚年平淡，死讯也不能掀起多少波澜。按照传统观念，吴永算是个有运无命之人。他的贵人运一时无两，且不说曾、盛两家许为东床，一应巨擘迭次论交，单凭怀来迎驾的遭际，在旁人看来，也足以使他扶摇直上，成为时代的主人公。然而造化弄人，并没有什么理所应当，“以资则深，以劳则著，以地则近，以眷则隆”的吴永，极其所遇，也没能从道员位上更进一阶，更遑论轰轰烈烈，大展雄才。刘治襄有长篇评议附于全书之末，言及于此，不免连篇累牍代为抱憾，末了干脆顿足捶胸：“嗟夫！岂非命耶！”
吴永的错失良机，被刘归因于“书生结习，倔强自遂，不肯稍贬损以求和”。这大约源于他本人的自我标榜：乱世功名出霸才，在那样的时代里，一切道义的、清高的、克制的美德，都被视为不合时宜，坚守者也注定与时乖违，命不由人。但还有一点，或许出自吴永无意识的心底波澜：他在资望、经验、心智、勇气都不足以自持的阶段，就成了宫闱深处的观察家，以微末小臣，介入到王朝顶层的争权竞宠，尔虞我诈当中，对飞黄腾达一事，抱有刻骨铭心的恐惧与纠结。于是，面对权监重臣的橄榄枝，触手可及的青云路，他态度犹疑，行动迟滞，虽时过境迁未免自艾自怜，但见着山河改色，也不过情仇两空。毕竟，在那国命垂绝，百姓流离，宫殿化为废墟，衙署废为马厩的大劫难中，一人之升沉荣枯，都只是露水浮萍，昙花过眼。所以在《丛谈》评议的后半部分，刘治襄将视野从吴永身上，从渔樵晚罢，闲话兴亡的文人谈资上转移开来，由庚子痛史，而及民众信仰、社会改革、国际地位，洋洋千言，椎心泣血，前尘后事，以待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