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五十年春风化雨，中欧从相识到相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之路。“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段跨越山海与制度差异的关系，如今已不仅是一份经贸数据的增长图谱，更是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之间思想互鉴、理念交汇的深层对话。
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其中邀请数十位来自中国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机构的各界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的亲历、记忆与洞见，讲述这段关系如何影响着个体、社会乃至世界的走向。我们努力呈现一幅更加立体的中欧人文关系图景，也倾听他们对中欧未来的真诚期待。
这一次，我们对话的人物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丁纯。
丁纯 上海欧洲学会 图
“在不同制度和事物中求同存异，要把经贸继续作为稳定中欧关系的锚。”
长期研究欧洲的丁纯，对中欧关系留下了这句寄语。1980年代考入复旦德文系，为他打开了欧洲研究的大门，深耕欧洲经济、政治、社会保障及中欧关系等领域。在他看来，尽管随着近半个世纪中欧间经济和社会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嬗变，欧洲的对华认知和对中欧关系定位业已发生了演变和调整，但经贸关系始终是中欧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纽带，仍是双方互惠共赢，寻求合作的坚实“压舱石”。
丁纯现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多次接待来华的欧洲政要，活跃于中欧学术界。6月13日，他在上海欧洲学会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提到，当前中欧关系面临诸多挑战，只有通过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聚焦共同利益，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语言培养跨文化直觉
澎湃新闻：您出生于1960年代，经历了中欧建交和过去50年中欧关系的发展，这和您的职业发展有什么联系？您为何研究欧洲政治和经济？
丁纯：我出生于1960年代，但真正开始关注欧洲是进入大学本科考入复旦德文系之后。当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向发达国家学习成为时代潮流。起初我学习德语和德国文学，过程中，接触和阅读了介绍联邦德国二战后如何从废墟中迅速崛起的“经济奇迹”的《第四帝国崛起》一书，了解了币制改革、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第三条道路，“共决制”等全新的学术概念，加上当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急切向发达国家学习经济发展经验的社会氛围，让我自然而然地对德国经济等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开始认真和系统学习世界经济等理论和知识，报考了复旦世界经济所的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选择了德国经济方向进行学习和研究。
我硕士论文就选择了聚焦分析当时德国经济、产业和区位最新出现的 “南起北落”（德文“Sued－Nord Gefaelle”）现象及其成因，即20世纪80年代，德国北部传统工业钢铁、采煤和造船等行业聚集的鲁尔工业区逐渐衰落，和南部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等凭借电子化和信息行业实现崛起。
毕业后，我选择留所从事德国和欧洲经济等研究工作。1996年经过选拔，我成为首批国家留基委外派的访问学者，并获得瑞士联邦奖学金。我还多次前往德国等欧洲国家作研究访学，深入研究欧洲和成员国总体经济、产业变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及其改革；观察欧洲社会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社会流变等。
随着对欧元诞生、欧盟东扩及欧债危机、英国脱欧等，一系列涉欧热点问题的研究追踪，在前辈学者老师的带教下，我自己也从青年研究人员，不断学习成长，直至担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任，获得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等，不断深入欧洲研究、教学，同时积极开展资政和对欧人文交流，参与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的相关工作和配套活动。
2025年7月4日，陕西西安，X9043次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启程，驶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标志着中欧班列（西安）今年以来累计开行超3000列，较2024年提前40天完成3000列大关，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核心指标稳居全国前列。图为班列整装待发。 中新社记者 张远 摄
澎湃新闻：您曾接待过科尔、施密特和施罗德等访华的欧洲前政要，能否谈谈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怎么看待中欧间的这类交往？
丁纯：我深感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以及中欧关系的蜜月期。当时作为青、中年学者，我真切感受到欧洲学者、社会民众对我们发自内心的友好。
工作原因，除了学者交流互动外，我还有机会面对面接触多位包括德国总统、荷兰首相、波兰总统等欧洲国家政要以及欧盟外交官，感受到他们对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也体会到他们各自不同的行事风格和个性特征乃至人格魅力。作为“统一总理”的科尔，不苟言笑，但气场强大。话也不多，但每一句都切中要点。对中餐似也颇为喜欢，记得当时他在尝了一口红烧肉后，大为赞许，询问是否还有，接着吃了第二块；以睿智和独具战略眼光著称的施密特来访时已经88岁高龄，但思维依然十分活跃，谈话富于哲理，对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充满赞赏。他特别爱抽烟，吃饭时，一直在交谈和抽烟，却很少动筷；与施密特、科尔相比属于年轻一代德国（欧洲）政治家的施罗德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善于和重视与人交流待人接物非常具有亲和力，三言两语就能拉近与对话者的距离，交谈和演讲时也讲英语，和他的司法部长葛梅琳教授一样，对中国的友好溢于言表。
还有2015年，时任上海友城汉堡市长的德国前总理朔尔茨在复旦演讲，不急不徐，娓娓道来，不喜形于色，对作为主持人的我也很尊重，回答提问也非常严谨，一丝不苟，典型的德意志民族的秉性风格，这与他之后任总理执政时中规中矩的表现颇为一致。疫情结束后，我还参加了与时任欧盟高级外交代表博雷利在沪与学者的对话等。通过这些事例，我更体会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基础和深意，中欧关系的微观根基在于人与人的交流和沟通，有问题和差异不可怕，关键在于相互尊重，保持沟通，增进了解，求同存异。
“蜜月期”后中欧发展此消彼长
澎湃新闻：回顾中欧建交历程，哪些节点是转折点？
丁纯：建交以来，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欧关系发展依循欧方对华立场态度和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之一阶段（1995—2005）是制度化合作与“蜜月期”。1995年欧盟发布首份《中国政策长期战略文件》，将中国定位为“长期伙伴”，为双边战略合作奠定政策基调。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深化、欧盟一体化深化和扩大的推进，以及全球化加速，双边政治、经贸、科技等合作不断升级，2003年中欧正式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个标志性的节点，双边关系达到迄今为止的更好时期和合作高峰。这一时期背景是冷战后全球化加速、双方互补性强、政治互信较高。
第二阶段（2006—2019）欧盟进入对中欧关系的反思与再定位时期。2006年欧盟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首次在官方层面提出“中国构成竞争”，并列出市场准入等具体关切。竞争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焦点是贸易不平衡、投资准入和知识产权。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更系统地反思对华政策，2012年承认“欧盟无法改变中国”。市场准入成为首要目标。这与多边贸易谈判受阻、欧盟转向积极推动双边自贸协定的战略取向一致。2016年，在欧委会发布的《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中首次明确中国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者”的双重角色，为2019年中欧关系是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交叠的“三重定位”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2019—至今）强调竞争与制度性对手定位。尽管初期内部意见不一，但疫情、俄乌冲突和供应链安全化趋势加速了这一定位的固化。欧盟对华政策重心转向“去风险”、技术安全与供应链多元化，经贸摩擦与政治安全议题交织。
总体来看，2003年和2019年是结果性的关键节点，1995年是中欧蜜月期的标志性起点；而2006年和2016年的欧洲对华战略文件和政策调整是欧盟反思、转圜的信号，揭示了中欧关系由互补合作走向竞争博弈的深层逻辑。
与欧方不同，中方始终坚持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2014年正式提出双边是“和平、增长、改革和文明”的四大伙伴。
澎湃新闻：近年来，您也曾前往欧洲访问，也在国内接待欧洲学者。欧洲学界当前如何判断中欧关系走向？与欧洲政坛对华观点有何异同？
丁纯： 欧洲学界内部对中欧关系的评述和判断并不一致，很难一言概之，但近年来与政坛的判断和立场存在较明显的靠拢趋势，尤其是有关俄乌冲突和对华定位等问题上。但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战略定位、经济合作态度以及意识形态认知等方面。
与以往相比，欧洲学界观点整体较偏负面，尤其是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质疑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呼吁“去风险”、减少依赖，建立独立供应链，并对中国政治制度存在认知偏差的不少。但也有一些务实声音，特别在经济、气候变化和环境研究领域。如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洪堡基金会等科研机构继续推动科技合作，不少经济研究学者反对经济问题政治化，呼吁避免“中国恐惧症”，主张以竞争促创新而非对抗。面对特朗普2.0的冲击，也有欧洲学者对于中欧关系有了更多期待，认为中欧双方能够在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治理空白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欧洲政坛，尤其是欧盟机构以及大多数成员国 *** 延续对华“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强调“去风险、降依赖”，质疑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俄的立场等；成员国 *** 层面，同时亦体现出较务实的一面，相较而言更注重经贸合作与防范并行，一方面强调重视中国市场（如德国车企依赖度高）需要合作，另一方面实施“去风险”政策，采取关税、投资限制等限制和防范措施；同时，成员国之间分歧明显，西班牙、匈牙利等务实派推动合作，部分东欧国家则对华强硬。此外，欧盟机构和主要成员国总体仍受美国因素牵制较大，“战略自主”性不强。
当下，经济和企业界则有望成为推动政策回归理性的平衡力量。
澎湃新闻：您曾刊文指出，欧盟面对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应利用中国等外部市场。中国也可以借鉴欧盟在高新技术创新、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但2019年，欧盟提出对华 “三重定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中欧关系面临哪些挑战？
丁纯：我认为，这一变化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结构性也有现实（临时）性的原因。从结构性原因来看：一是中欧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使欧洲产生焦虑。一方面，欧洲经历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危机和冲击后，科技和产业创新不足，传统产业转型缓慢，经济增长虚弱，全球排位下降；内部极右翼势力上升，社会矛盾积累。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升级加速，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经济实力大增，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2024年已达13300美元，是1975年的293倍。双边贸易也从原先互补为主的产业间贸易转化为相互竞争性较强的产业内贸易。二是，中欧在价值理念、意识形态、政经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发展成果和道路走向不同于欧洲原先设想和预期，产生失望。三是，全球化负面影响显现，加剧欧洲的民粹主义和排外思潮，兼具影响中欧正常的经贸关系等。四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及其对欧的诱导和施压。而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则构成了这种转向的现实（临时）性的原因，加剧了其产供链断裂和地缘经济风险的担忧。欧盟对华关系“三重定位”是上述原因和其长期反思的结果。早在中欧尚处蜜月期时的2006年，欧盟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就开始重新评估和审视关系，强调双边竞争和强调中国应负的责任。
当下中欧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地缘政治博弈尤其是对俄立场的分歧、经贸摩擦加剧与欧对华“去风险”政策的泛化、意识形态争议和欧盟对华“制度性”对手的定位，以及双边战略互信的缺失。
澎湃新闻：中欧目前仍面临具体领域的贸易争端，欧方提出“产能过剩”的说法，您如何理解？中欧能否避免让这些分歧影响整体合作大局？
丁纯：欧洲最早提出产能过剩是2015年欧钢联和2016年欧盟就中欧有关钢铁出口争端。而本轮则是主要针对爆发自2023年的中欧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领域的争端。欧盟发布《中国市场扭曲报告》，指责是由于*补贴，扭曲市场，导致产能过剩和中国新能源对欧的倾销，并对中国车企加征反补贴税。我认为，首先，经济上属于供给端的产能过剩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需求而言的，中方认为，全球绿色需求远大于供给。
其次，根据我们的实证研究，中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比较优势，不是 *** 补贴的结果，而是中国在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产供链、产业规模效应、品牌塑造等因素的共同结果。欧方一方面大力倡导绿色转型，存在相当需求，另一方面，又遭遇绿色产能不足的严重困扰。而汽车行业作为欧盟涉及1380万就业、7%GDP的支柱产业，而其本身发育不足，担心外来冲击。而特朗普对华等施加高关税后，更引发欧盟对中国原输美商品会转向欧洲市场的“贸易转移效应”担忧焦虑。
最后，在当前严峻的全球经贸形势下，针对中欧有关新能源车等争端，可以通过谈判协商，用更低价格承诺、通过鼓励中国动力电池、新能源车企去欧投资建厂、双方认可的技术 *** 的方式妥善解决。其实，中欧相关企业如宁德时代等已经在尝试践行合作了，相互投资，建立联合研发中心等。
求同存异是宝贵的发展经验
澎湃新闻：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称，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缩减全球参与，对欧盟征收关税。这能否加速推动中欧合作、解决分歧？中欧能否有新的合作点？
丁纯：特朗普 *** 的一系列政策对欧盟形成了全方位冲击。这让欧洲逐渐意识到美国的不可靠，互信有所减弱，欧盟也开始产生对美“去风险” 的思维，进一步强调“战略自主”。在此背景下，按理欧盟应有很强的加速对华合作的动力，内部也得到不少国家，尤其是经济和企业界的积极呼应。
但是，囿于美欧在军事和安全、经贸、商业等领域存在深厚且复杂的利益勾连和紧密联系，特别是乌克兰和欧洲安全问题和政坛主流叙事的掣肘，欧洲在对华合作上的意愿和行动，远逊于常理的推理和预期。但是中欧面对共同的冲击，理应求同存异，互利合作。至于今后中欧新的合作，尤其在经贸这一关键纽带上，我认为在具体的产业经济和国际经贸治理方面合作值得期许和推进，在碳市场、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绿色金融等领域深化合作，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也可以加强合作。同时，针对特朗普对等关税对原先WTO等为核心的全球经贸秩序的全面颠覆，中欧精诚合作，适应这一缩减全球参与突发状况，坚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国际秩序，建立相关框架和秩序，不仅有益双方，也造福全球。
当地时间2024年2月26日，德国不来梅港，满载3000辆新车的比亚迪“开拓者1号”货轮停靠汽车码头。比亚迪“开拓者1号”从中国深圳抵达欧洲。视觉中国 资料图
澎湃新闻：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极右翼势力抬头，政治版图更破碎，更难形成合力。另有分析称，欧盟应出台统一对华政策。有观点认为，欧盟“战略自主”针对所有大国，强调自身独立，会如何影响未来对华政策？
丁纯：不可否认的是，欧洲极右翼势力确实有所抬头，这既是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内忧外患现状的体现，又是成因之一，造成成员国“内顾”倾向上升。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极右翼势力内部并非团结一致，时常意见相左，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保守和改革党、欧洲爱国者等党团，各自个性鲜明，仅在部分议题上会进行合作。总体来看，中右的欧洲人民党团等中间党团仍在把握大局。
长期以来，欧盟机构，尤其是委员会一直试图推行统一的对华政策，但实际上困难重重。欧委会近年来不断尝试推动统一立场，并在战略文件中强调“去风险化”与“战略自主”并行。但现实中，由于中欧关系存在三个层次，欧盟在此问题上面临深层的结构性掣肘：欧盟机构、成员国以及区域集团三者在对华关系中，在经济利益、政治优先事项和安全关切上差异显著。一些成员国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与投资，在经贸、气候、科技合作上主张务实互动；另一些则因价值观、地缘安全等因素倾向对华采取更审慎甚至防范的态度。
这种分化使得欧盟对华政策在执行中大打折扣，常常会出现更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的理念倡导与外交表态，而在执行环节，成员国往往根据本国国情与利益自主决策。结果是，中欧关系的走向不仅取决于布鲁塞尔的战略设想，还会受到柏林、巴黎、布拉格等首都的国内政治氛围、产业布局与公众舆论的直接影响。可以预见，在未来数年，中欧互动将同时呈现制度框架下的总体稳定性与成员国分化下的多元复杂性在经贸领域，既存在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机遇，也不可避免会面临在价值观、产业安全等议题上的摩擦与博弈。
至于“战略自主”和对华关系，按照欧盟提出的初衷来看，是希望能摆脱被迫在中美间选边站的困境，强调自身独立自主。中国支持欧盟和成员国坚持战略自主，尤其在对华关系上，不受第三方的胁迫干扰，从自身利益考量出发，发展对华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争取双赢。
澎湃新闻：未来的中欧关系，需要借鉴哪些经验？哪些因素会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丁纯：中欧关系最重要的经验，是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继续夯实中欧关系的经贸“压舱石”，坚持独立自主。
之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是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经验与启示。中欧双方在各方面的差异性是客观和长期存在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的沟通和互利合作，中欧建交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只要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本着合作互利的宗旨，做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双方合作的空间就变得更加广阔；但如果以对抗的姿态，强调双边差异性，突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因素分歧，双方合作的空间就被显著缩减。中欧应秉持现实主义态度，对于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要切实推进合作；对于暂时无法达成共识的部分，也可以暂且搁置。
第二，继续夯实中欧关系的经贸“压舱石”。中方一贯认为，中欧双方没有战略和地缘政治的根本冲突，因此，双边关系中，相较其他领域而言，尽管时有经贸摩擦，但双方互惠互利，经贸纽带始终是稳定锚和压舱石。作为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互为第二大经贸伙伴，在当下变 *** 织、逆全球化盛行的国际环境下，双方应求同存异，我认为，双方不一定要只追求各自的＂更优＂，可以通过协商沟通，利用已有的或开拓新的磋商机制，管控分歧，可以接受相对的“次优”选择，从而避免“双输”，实现实际的“共赢”。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从各自根本利益出发，发展双边关系，不受第三方的胁迫和诱导。
展望未来，加强外交互动，强化政治互信，经贸互补，绿色和数字合作，人文交流，坚持多边主义和推进全球治理等均是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积极因素。
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三方面：之一，互补性依然强劲。中国是欧盟更大经贸伙伴之一，双方在新能源、清洁技术、医疗设备等产业链深度互嵌，合作潜力巨大。第二，全球治理的需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规则等领域，双方都希望塑造更加开放、可持续的国际秩序。第三，是战略平衡考量。面对美欧在2025年7月达成统一关税协定所释放的“制度联动”信号，欧盟内部也有声音强调维持与中国的建设性合作，以避免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过度依赖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