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发展已达到了新形态，它对教育和科学探索的领域，同样有多重影响。这里需要注意两个基本点：之一、古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如何体现于教育、思维方式；第二，今天科技的实际进展与科技、教育的关联。应当肯定的基本思路是：从已有的科学状况出发，考察内在其中的观念，避免人云亦云式的推断。历史地看，这一思考方式以前已经存在：康德对认识过程的考察，对普遍必然知识所以可能条件的概括，即以当时已经成熟的牛顿物理学为基础，尽管他本人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
大致而言，科学研究可以区分为二类，其一，可遇不可求；其二，可遇而可求。之一类的思维进路，也就是无具体目标的思考，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可以天马行空，任意考察。其探索有无结果、有何种结果，都无法逆料。事实上，自相对论后，在原创的理论科学这方面尚无大突破。第二类的方式，主要与具体问题的解决相关：在发现问题或有了实际需要以后，便以团队的力量，集体攻关，这里，个体的作用仍不可少，分工合作，需要不同个体的智慧。但其中目标明确，即解决问题。中外都如此，不必认为只有中国如此，西方则处于例外状态。以美国而言，从微软到英伟达和各种军工集团，都有各种团队，其具体目标首先是解决各自认为的问题。中国的华为，也是这样。当然，具体目标有所不同：中国各种团队，主要以解决卡脖子问题为优先，而美国在航天、高超音导弹等方面，凝聚各种人才，组成团队，也以解决相关问题为目标，并试图以此保持其优势，
可以看到，中外都在解题，其具体方式各有优劣，不必一刀切地认为中国不行：如此断论，是拾人牙慧的结果。就现实而言，需要考察数千年的科技实际发展和今日科技的状况。如前所言，技术上相通的方面很多，并非西方单方面的高明和优势。具体而言，对于今天的诺贝尔奖，不必过分看重：它固然也是科学发展的表征，但近年来，它本身是特定解题的结果，缺乏相对论这样的原创，不必认为中国现在诺奖少，就一定不行。
具有决定作用的是人，从中学教育，到高等学校，都是如此。好的学校，首先是学生素质较好，各类学校以自己的名声，网罗了各色优秀人才，中国的清华、北大，西方的哈佛、普牛津、林斯顿，都是这样。以中学而言，很多学生已经通过自学，完成高等学校的学业，一些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名校的一般学生，在此环境下往往很累，也常常无法发展。总之，好的学校（名校），学生往往以自学为主要方式，并通过自身的成就，为学校提升声誉。当然，学校教育也有一定意义，这些学校都有不错的教师。与之相关，各种班，如姚班、钱班确实卓有建树，但学生本身素质良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各种班尽管在方向等方面加以引导，但所靠的还是学生本身。其不同作用，也依赖于学生素质。
当然，在思维方式上，也需要加以规范和引导。这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是想象。科学的创造，在于从本来似乎没有联系的地方，发现其联系，这一过程与综合相关，而其实现，则离不开想象。想象主要呈现为人的内在能力。作为人的能力，想象与可能无法分离：从本体论上看，想象乃是以可能之域为其前提和基础：唯有存在可能的领域，想象才有作用的空间。想象在认识论上首先表现为探寻、发现、展示多样的可能，并在不同的对象、观念之间建立可能的联系。在感知（知觉）、观察中，马仅有四腿而无双翼，然而在想象中，马却可以与双翼联系起来，从而形成飞马的形象。
新的解释的提出、新的理论的形成，往往以发现、确立不同概念之间的可能联系为前提，科学史上对光的认识，便表明了这一点。基于波像的光概念与基于粒子的光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曾彼此对峙，而对光这一现象更深刻、全面的理解，则以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为背景。在彼此分离甚至相互排斥、对立的概念之间建立关联，没有科学的想象，便难以达到。从认识论上看，与概念间的联系相应的，是认识过程中不同形式的综合。在经验的层面，尽管经验材料的获得主要通过感知、观察等途径，但由多样的经验材料综合为有意义的知识系统，往往需要借助想象。言。从更广的意义上看，知识的形成涉及经验内容与概念形式的结合，后者并非仅仅基于预定的逻辑程序，相反，它同样以想象为其必要的条件。
想象具有自由的性质，这为创造性地把握世界提供了前提。借助想象，人们可以敞开事物尚未呈现的方面、规定、联系，也可以用观念的方式构成现实中尚未存在的对象。前者表现了想象的发现功能，后者则展示了想象对发明的意义。
想象不仅构成了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且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过程。通过想象而汇集、联结各种可能的资源，可以不同程度地克服言说者与倾听者之间的距离，从而为意义的生成提供前提。同时，理解也包含着此刻所获信息与已有知识经验之间的沟通和联接，后者同样不能仅仅依赖逻辑的程序，而是需要由想象来提供。可以看到，想象渗入于交往和理解的各个方面。
从创造思维的角度看，需要关注“执着”。佛教要求人们去“我执”、”法执”，主张一切放下，从生活的角度看，这也许有其意义，但从思维的方面着眼，执着于某一目标而不轻言放弃，却很重要。这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集约化思维：即始终以某一问题为导向，锲而不舍。尽管我们常常说要灵活调整，但不能由此导向随意放弃。很多情况下，成功就在坚持。在持之以恒与灵活应变之间保持必要张力，这是创造性思维所必须的。
从现实出发，对相关事物作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搬用某种一般理论，这是思维获得成果的基本前提。需要对现实问题的加以关注、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简而言之，应当避免王明式的思路。前面提到的解决实际问题，首先需要了解问题在何处，其核心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二个结合）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考虑，这里的关键，是把握对象的实际情况。那些用移用西方的芝加哥学派等理论批评中国现实的趋向，与革命时代的王明一样，往往缺乏对现实的具体把握。看上去振振有词，实质华而不实，所涉虽是经济问题，但对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和根本问题，往往一无所知。
这里同时涉及知识与智慧的区分。知识的特点是限定于一定界限：生物、物理、化学等都是如此，科学领域可以看作是知识的典型形态，其特点是具有确定界域。智慧则要求跨越界限，后者既体现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求其“通”，也与现在所说的交叉学科或交叉学科相联系。创造性思维不能限于某种界域，需要跨越特定的界限， 从更广的视域考察对象。这也与前面所说的想象相关。
教育过程同时关乎个人与集体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走了很多科技“精英”，但不同领域的科技仍在发展中。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与西方的科技人员的存在方式和具体作用方面具有差异：在西方，与个体至上的价值取向相应，科技精英都以个体为本，离开中国、去往异域的所谓科技“精英”，也处于这一环境。尽管科技无国界，但其现实作用总是受不同环境影响，在西方的科研模式中，单个人的作用常常因其个体而显现，团队往往显得无关紧要。中国则注重集体攻关，同时每一个体在其中都不可或缺。虽然对注重集体智慧有不少批评，但其现实作用不能否定：在一定范围内，需要肯定集体的力量，当然中国并未因此而抹杀个体，但团体常常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航天技术、导弹技术，便都是集体攻关的结果。以中国的航天而言，担纲的都是30来岁的整体，而非个别人的单打独斗。芯片也是如此，中芯国际后面，就有10家公司为其提供光刻胶等材料，而每家公司，都有出色的科技人员。由此可见，完整体的力量，不是某一个体所能承担；科技人员需要整合、吸取相关同仁的成果。尽管个体作用不可忽视，如梁文峰（deepseek）、王欣欣（语数科技，机器人）等，功不可没，但整体的作用同样应予以重视。个体智慧与集体力量的结合，可能是科技发展的动力，至少是助力。这也是虽然很多人出走或滞留国外，但中国的整体还在发展，并在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原因。这里似乎存在某种悖论：出走的人单个地看，都不错，但在西方，多数都被淹没，其个体作用似乎没有突显；中国以整体为形式，但每一个体都受到重视并不可或缺，
个人的领军与集体智慧的结合，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路径。这里有传统、体制的作用，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便体现了体制的作用。当然，其中也存在需要思考的问题：个体作用容易埋没于集体，这也会影响个人的功能。以人工胰岛素的发明为例，这是具有诺贝尔奖意义的成果，之所以为未获奖，与以上模式不无关系。如何将集体攻关与个体作用统一起来，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换一种思路，也可以为科技提供动力。以芯片而言，从单片到与叠加，便是例子。从单个芯片看，中国显然与先进制程有距离，但通过叠加，可以达到较高成效。英伟达的GPU（与算力相关）确实比中国先进，但通过堆积（通俗说法）技术，中国已经在实际运用的某些方面，已经追上来。英伟达在一个芯片上叠加数十个相关芯片，中国现在则是数百个。以前离开英伟达不行，现在可以不再依赖。那些抱着以西方（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这一类既成思路的人，否定中国的发展，认为弯道超车是所谓“投机”，因而是错的。实际上，芯片发展的历程，已表明他们缺乏换一种思路的方式：芯片叠加方式的改进，即是换道的实例，按照前面提到的人的观念，不仅科技创新将走向死路，而且中国的发展也将终止。
以问题为出发点，是科研的基本模式；问题永远是研究的出发点。波普的公式：P1—TT—EE—P2已注意到了此，其中P1是问题，TT即试探性理论，EE也就是通过检验消除错误，P2则是提出新的问题。科学始于问题，为解决问题便提出不同假说。这一思路有一定所见。历史地看。中国人的提问不限于某一端，从形而上学（陆九渊曾追问“天地何所际穷”、朱熹也曾对天地之外是何物产生疑问），到具体问题：如何使印刷更有效——雕版与活字即由此产生。生活实践中，可以有不同问题，不着边际的、出于具体需要，都可提问。提问没有一定之规和程序，可以按性之所近提出多样问题。中国与西方都是如此：真正的创造思维，有相通之处，没有一定之规。解题与开创的问题可以区分，但中国人的问题并非仅仅解题。事实上，自相对论之后，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开创性的问题和成就，而中国人的提问，在科技方面也并非毫无建树。
观念对研究活动的规范和引导，同样有多样性：一些人从事探索是个人兴趣，也即是出于兴趣以投身研究；有些人则是为国争光，也就是以国家利益为驱动力，这都有意义。现在当然可以而且需要鼓励为国争光，但应当允许自由思考：探索在于宽容的氛围：容忍各色人等的存在、鼓励不同形式的问题和研究。科学领域中常常出现各种“怪才”，其存在应有一席之地。
中西有差异，但应着眼于研究目标，不必过于着重方式的不同。认为中国人讲“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吾师”，在知识方面是“学习”为主线的理念；西方思想自柏拉图时代开始，便认为世界是“世界是工匠神的造造。这一看法似乎很难苟同。之一““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吾师”有积极作用，第二，有关知识的相互影响和不能离开实践，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观念，任何创造都需要借鉴其他，也需要以实践为对象。现在往往容易说中国人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其实，需要作具体分析。如中国不会提问、死记硬背，等等，这种形式固然有问题，但并非中国特有或唯一的问题。历史地看，中国科技的发展有其根据：如果作现实地考察，中国在历史上和现代科技的成就，也需承认。
体验是重要的，整体思维也不可少。西方哲学中区分知性与理性，特定人物当然常常有所侧重，在历史上，康德注重知性，黑格尔重理性；分析哲学、现象学在一定意义上承继这一思路，可以说各有所见。中国人可能没有在理论上对此作具体分类，但现实中存在区分。从以往的思想家看，有不同趋向，如朱熹强调铢分毫析，王阳明注重综合（理一而已），现在的科研人员，也各有特点。在这方面，需要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论说。
创造性思维离不开逻辑概念。概念既有凝结思维成果的作用，又有规范思维的功能（避免漫无目）。逻辑之美，表现为思维的经济。马赫已指出思维经济的规律。奥卡姆剃刀则更早地涉及这一点。相对论对质能的理解最后化为一个简单的公式（E = mc²）。累赘、繁琐既非创造应有，也不美。自然科学、人文都是如此。自然模型（自然科学）、分析框架（人文领域，李泽厚提出的框架，如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虽有不同看法和评价，但都可以看作是思维经济或逻辑之美的体现。
谈到人工智能，从可以研究的角度看，可以视为思维的延伸，如同望远镜、显微镜是感性的延伸一样。按其实质，人工智能在思维上的主要功能，确实主要表现为智力延伸：计算的巨量和速度，都非一般智力所及，正如望远镜、显微镜超过了人的眼睛一样。当然，对这种作用，不必神秘化。
兴趣的培养与引导是创造性的前提。研究过程不应过于功利：任何领域、问题都可以成为探索的对象。兴趣可以成为“执着”并指向创造的源头。不应规定何种兴趣可以，何种不可以：任何兴趣都要发掘、保护、鼓励。不必规定程式：通过参照西方，给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等程式，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兴趣的培养与引导、宽松的环境，这是创造的要求，也是做好自己的保证。
总体上，人的完成，是科学研究和教育的目标。应当关注成己与成人，所谓成己，就是成就自我，成人则是由此进一步引导他人，使之在各个方面得到提升。从人的存在这一方面看，这里涉及“自由人格”的形成。“自由人格”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核心内涵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为德性，其二为能力。与之相关，教育过程和科学研究既包括知识的传授，也关乎道德的引导。从具体的秩序和环节来看，成己与成人意味着以充实自身作为首先的目标，然后进一步在不同领域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