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文化：流动中的人们

技术对文化人口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影响。人们由技术连接在一起，他们在硅谷中穿梭，跟世界各地交换信息、产品和资本。人们访问硅谷，学习完毕后又回到本国的公司里，然后又在其他技术高地间传递有关技术的专业知识，从波士顿到台北都是如此。人们也会移民到硅谷，为硅谷的文化融合做出自己的贡献。技术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方式——就像后勤支持一样。技术促进了交流，这种交流可以发生在同一座建筑内，也可以发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更微妙的是，有了技术，各种文化融合起来，成为新的文化混合体；有了技术，人们在定义自己或者他人的身份时又多了一套可以选择的框架。这两者叠加起来，可以得到的结论是，社会的复杂性被技术重塑了。一方面是技术饱和，另一方面是身份的多元化，在硅谷，这二者融合在了一起。

其实，在这片区域成为高科技产业园地之前，人们就已经向这里流动了。早在圣克拉拉谷地区成为技术之地之前，该地的农业就吸引了众多移民工作者。新旧社区在这里并存、交织。一拨拨新移民的到来、资本与信息的流动以及产品的全球化生产过程都使得硅谷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复杂。处在“流动中的物体”不仅包括人，还包括“思想和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商品、图片和信息、技术和技巧”（Appadurai 2000：5）。人们已经在极广的范围内建立起了各种联系，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描述思考这一点：

某统计学家要处理来自东南亚、俄罗斯等不同地方的营销数据，并写出销售报告。但是每个数据网站对于“什么样的数据才是合适的数据”这个问题都有各自的标准。

为了提供优质的客户服务，思科公司的支持人员必须了解加拿大和美国在法律、文化和技术方面存在的微妙差异。

某应用软件工程师会通过电子邮件或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与身处硅谷、德国、日本的客户和电路设计师直接沟通，并设计和制造出集成电路。

某教学设计师去南美洲的时候感受过文化冲击，所以，当他在培训来自日本、中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培训师时，他利用了这部分经验，设计出符合文化习惯的课程。

全球各地都被包罗在一个复杂的 *** 中。人们必须合作，也必须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各地的技术高地在进行相互交流时，这种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得最为明显。二十年来，人们一直在拿硅谷开玩笑，说硅谷是“ICs”的产物。懂技术的人马上就知道这指的是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s），但那些了解硅谷情况的人明白，“ICs”也指代“印度人和中国人”（the Indians and the Chinese）。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情况，硅谷有一半的专业工作者都是在国外出生的，而来自美国以外国家的、年轻的计算机和数学工作者占比高达73%（Massaro 2016：15）。硅谷与其他技术高地相互依存，其技术人员既效力于硅谷，也同本国或本地区的科技高地互通有无，印度的班加罗尔、中国台湾地区的台北新竹走廊就是这种依存关系的产物（见Saxenian 1999）。中国一些地区为其企业家进入硅谷创造了一个“软着陆”前哨站（Weise 2015）。法国、德国、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和冰岛也都设立了类似的前哨站。

有些公司可能需要建立复杂的联系 *** 。大型组织可以扩大规模，在多地建立多个站点。如思科、脸书、谷歌、惠普、IBM、微软、摩托罗拉和甲骨文这样的跨国巨头企业都在以色列设有分部。“两足公司”（two-legged companies）则会先将一只脚迈进硅谷，同时预备着把另一只脚迈进其他技术高地。它们会通过以色列合作 *** （ICON）等“媒人”与以色列等国家建立联系，希望以此来吸引高科技企业，或者作为共同出资人资助位于特拉维夫市的矽谷（Silicon Wadi）中的以色列本土企业。以色列合作 *** 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如上文所说，各国 *** 会促成本国企业跟硅谷建立联系，该组织则致力于在以色列和硅谷的企业家之间建立联系，以帮助以色列培养出一些自己的创业公司（ICON 2016）。该组织坐落在一个犹太社区中心。个人在多地之间穿梭时，也可以建立起全球联系。立陶宛、南非等地都有望成为未来的技术高地，它们都在积极地寻求与硅谷商业社区的合作，希望能够吸引资金和人才。

我们的受访者用自身的工作经历向我们证实，其他技术社区同样存在人才流动率高的现象。他们在讲述工作经历和自己未来的工作规划时，反复提到的地点有：奥斯汀、波士顿、圣地亚哥、波特兰、西雅图、爱丁堡和中国的台北。受访者们都知道“其他地方也有高峰。技术高地不止硅谷一个。硅谷是更高峰之一，但并非唯一的技术高地”。曾经，人们把人才流动称为“人才流失”，但是，如果描述的是全球高科技人才的流动，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人才循环”（Saxenians 1999：3）。

人们建立起了这些链接，但它们连接起来的远远不止个人和组织。各个技术高地中的文化经纪人都在努力，他们会把来自中国香港的资金引入硅谷潜在的投资项目之中。爱尔兰知识分子们则在努力地让硅谷的产品适应欧洲市场。我在中国的台北采访了范，他是一位互联网高管，他谈到，他开发的产品“立足”硅谷，并且用到了美国的风险投资资金和法律基础设施。事实上，他所在的公司正计划聘请一位知名的硅谷首席执行官，这么做是为了提升公司的地位和威望，但他们仍会在中国台湾地区做创意和研究工作。由于硅谷的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专业移民面临种种限制，技术人才很难把硅谷作为自己唯一的选择。

硅谷文化会影响移民人才和合资企业，但这并非硅谷出口文化的唯一途径。硅谷的特色旅游产业正在孕育当中。每天，硅谷都会迎来一批批外国学生、 *** 官员、未来的企业家和记者，他们会访问硅谷的知名企业、拜访主管硅谷经济发展的官员，以此来了解硅谷文化的“精髓”。这些游客会选乘灰线巴士，这辆巴士会把他们带到休利特和帕卡德创造惠普时待的那个车库，以及其他跟高科技相关的地点。来自印度的游客则会在谷歌和脸书的公共区域内展开朝圣之旅（Baron 2016）。如果游客们购买一件印有苹果或谷歌标志的T恤，或是在它们位于库比蒂诺和山景城的“母公司”那里买个水瓶，就算是留下了个“到此一游”的纪念品。戴尔笑着说：“每天都有一车车来自欧洲、亚洲和所有的大公司的人来硅谷旅游！”

正如我们在伊莎贝拉的例子里了解的那样，在前哨站工作的人们会待在其公司在硅谷的分支机构里，这些公司专门设计了这样的分支机构，以方便来此进行短期学习的人进一步感受硅谷的技术发展过程。然而，当我们问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时，他们表示，人们想要在这里感受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硅谷神秘的文化，硅谷文化中包含了组织的高流动率，以及人们敢于冒险的态度。来自爱立信或戴姆勒–奔驰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团队尝试着筛选出一些硅谷的备用商业计划和文化产品，比如，硅谷人会使用非正式的称呼方式、穿着休闲服装，他们想看看是否能带点硅谷的东西回到本国。

硅谷的文化多元化景观反映出全球高科技产业相互依存的特征，同时也反映出前几代移民给硅谷带来的影响。人口输入是这个地区文化的一个恒定特征。

虽然民间的人口统计结果能够显示出硅谷地区的人口复杂性，但是实际上其复杂程度更甚。我们不能把硅谷人简单地分为当地人、旅居者和移民。硅谷有着复杂的人口流入流出历史，这使得我们很难在硅谷追踪特定的文化群体。在其他许多地区，人们可以很清晰地辨别出哪些人属于多数族群，哪些人属于少数族群。硅谷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硅谷里人口混杂、文化种类众多。

例如，在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市，由于其原住民印第安人在那里建立了社区，而且其社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别于其他社区，所以很明显，在那里霍皮人和纳瓦霍人就成了主要的“他者”。但是在圣克拉拉县，由于这里聚集着形形 *** 的来自各个“部落”的人，某纳瓦霍人的身份就会被等同于“印第安人”。在圣何塞，接受采访的美国原住民学生认为，自己所属的民族只是众多民族中的一个而已（Christie 1997），也就是说，在这里，他们本身的部落身份的独特性变得不再那么显著。加州拥有比例更高的美国原住民人口，但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大硅谷中的美国原住民只占所有人口的0.9%（U. S. Census Bureau 2015）。每个族群都只是硅谷这个复杂整体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理解硅谷里的每一种文化。

加州财政部的数据反映出，在圣克拉拉县，各民族以一种很复杂的方式混杂在一起。尽管1970年的数据显示，非西班牙裔的欧裔美国人后代人口明显占多数，占当时总人口的82%，但到2015年，这一族群在大硅谷中不再占绝对的人口优势，而是占到54%，成为主要族群中的一支。其次，拉美裔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2.5%，亚洲人占32.5%，非裔美国人占5.8%，非裔美国人主要集中在阿拉梅达县（Alameda County），其中也包括奥克兰地区（U. S. Census Bureau 2015）。然而，这种分类 *** 本身可信度不高。2016年，硅谷有4.6%的人口被分类为混合种族，这使得这种本就存疑的分类 *** 变得更不具效力。

1965年颁布的《哈特–切勒法案》（Hart-Cellar Act）以及1990年的《移民和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极大地改变了硅谷地区的面貌。《哈特–切勒法案》的颁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亚洲移民敞开了大门，而《移民和国籍法案》的颁布则使能够获得特殊职业签证的人数增加到原来的两倍。在世纪之交，圣克拉拉县有23%的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超过了旧金山的这一人口比例（Saxenian 1999：11）。到了2016年，圣克拉拉县的这一比例已经跃升至37.4%。按照人口占比从高到低的顺序，当地居民主要来自墨西哥、中国、菲律宾、越南、印度、欧洲、美洲和其他地方（Massaro 2016：6）。在硅谷，只讲英语的家庭占少数，讲西班牙语和亚洲语言的家庭占比高达72%（15）。

硅谷依赖移民，这也暴露了未来硅谷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的问题。硅谷只能在联邦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引进全球技术人才。各州和各地区不能自己制定移民政策——只能进行游说。硅谷的确组建了一个游说集团，但却无法说服人们，即让人们不要担心移民问题。湾区有25万*，是美国*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中有三分之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南亚人，他们集中在硅谷的中心，即南湾地区（Senzai & Bazian 2013：1–4）。阶层分化同样存在于这些群体之中。这里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南亚和 *** 精英阶层，也有从事低薪服务工作或在小型企业中工作的北非、阿富汗、印尼和马来西亚工人阶级。这代人在“9·11”事件的阴影下成长起来，他们中40%的人表示有过被人区别对待的经历（Maira 2016：40–41；Senzai & Bazian 2013：5）。

新移民和老移民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当探讨民族社区问题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会把历史悠久的社区与当代移民区分开讨论。让我们按照种族源头、亲属关系和地位的顺序来探讨一个族群——华人群体。18、19世纪时，有部分华人移居到了新加坡、苏里南、印度尼西亚和旧金山。20世纪末，又有一部分华人移民到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其中尤以来自中国香港的华人居多。这两拨移民是完全不同的。这两类移民都可在硅谷里找到。

1965年《哈特–切勒法案》颁布后，旧金山湾区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那时，移民并非汇成单流进入湾区，而是分成多股移入。就这样，这些移民进入了还保持着19世纪面貌的湾区社区。这一移民政策颇具历史意义，它表明，美国向亚洲、南美和非洲的部分移民敞开了大门。例如，1965年后，华人移民并非全部来自某个同质化族群，他们分别来自中国、新加坡，还有一部分华人来自缅甸、菲律宾等国的华人社区。在地理位置上，这些华人社区原本并不分布在一起，但是现在，这些华人一同工作，一同参加华人社区的活动，还会同其他华人发展成夫妻关系。

每一拨从其母国来到这里的移民都携带着各自版本的母国文化。一位来自旧金山的广东裔美国人的祖先于1880年来到加利福尼亚，在他的记忆中，中国文化是以鬼月和春节为特色的。来自中国香港的青少年则跟他有着不同的华人身份感，香港青少年把手机和星空卫视视为其华人身份的部分来源。

移民脑海中的记忆与其母国国民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其母国的文化一直在发生改变。弗里曼在其著作《改变身份》（Changing Identities）中谈到，生活在硅谷的越南人回到越南的时候，心中萌生出了一种错位感（Freeman 1996：120–25）。一名受访者谈道：“我认为越南已经同我记忆中的越南不一样了。或者，也许是我变了。”（24—25）跨国旅居者们把自己称作“宇航员”，他们经常飞回家，因此，他们会对印度、中国、墨西哥或者越南的生活有一小部分的体验，但那些一直住在美国的同胞们却只能依靠更遥远的集体记忆来构建自身的身份。

人口处在持续流动中，因此，这种把人分为“华人”或者“墨西哥人”的简单的分类方式存在问题。在华人移民群体中，无论他们来自中国还是新加坡，他们在构建自身身份、进行社会交往时都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些人则会留心某个华人是“刚上船”（FOB）还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ABC）。如前所述，硅谷的华人社区中容纳着许多不同地方的文化、来自不同移民时期的人，以及他们各自的社会政治取向。有部分华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希望与中国新一代有技术背景的官员们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硅谷出面把这些人组织在了一起。2015年，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就是会见来访中国领导人的众多科技企业领导人之一。扎克伯格说，他很高兴自己能用普通话跟中国领导人打招呼（Wattles & Riley 2015：3）。

硅谷有很多家华人公司。由于华人一度被排除在原来的“老伙计 *** ”之外，华人增开了许多本民族的技术协会。在世纪之交，萨克森尼安记录了一些华人组织，包括中国工程师学会、亚洲美国制造商协会、中国软件专业人员协会、华美计算机公司、玉山科技协会、中国硅谷工程师协会、华美半导体专业人士协会、中国信息 *** 协会、中国互联网技术协会以及北美中国半导体协会（Saxenian1999：29–30）。它们中的一些组织使用普通话作为团队语言，但是讲广东话的人，以及在讲普通话上有困难的华人和非华人专业人士可以不讲普通话。另一些组织则使用英语作为团队语言，它们会邀请尽可能多的人进入到它们潜在的关系 *** 之中。这些组织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他们会为客户创造组建关系 *** 的机会，举办英语研讨会和撰写商业计划的研讨会，各种服务不一而足（30–36）。

这样的核心团体通常由以前的同班同学组成，他们会在一个能够提供可口饭菜的场所聚会，这样的群体把民族身份和工作 *** 联系在了一起，同样也将硅谷和亚洲联系起来。来自澳大利亚、印度、伊朗、韩国、日本、以色列、法国、拉丁美洲和新加坡的技术移民们也组织了类似的团体（Saxenian 1999：255）。来自北欧的旅居者们则以“硅谷维京人”的身份和彼此聚在一起。

由于硅谷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亚文化，新的经济利基市场便应运而生。专门的经济–民族利基市场比比皆是。针对硅谷华人社区的需求，这里出现了周六华人学校、墓地、企业风水顾问和几十家杂货店。硅谷的有线电视台为来自各地的华人提供普通话、粤语和越南语节目，除此之外，还提供印度语、日语、菲律宾语和中东语言的节目。华人企业家与华裔美国企业家共同创建了一个英汉双语电视频道——丁丁电视，播放各种电视节目。其中还包括一档真人秀节目《硅谷之战》。在这档节目中，一些知名的风险投资家会针对那些潜在的创业者发表自己的看法（Asian Week 2013）。旧金山和圣何塞都有几条历史悠久的日本街，在那里，人们会举办一系列的祭典，在这些祭典上，人们会表演日本太鼓，供应日本民间 *** 的各种寿司。当然，不论对哪个地区的民族节日来讲，食物都是其最核心的特色。戴尔说：“硅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人才和创意人才。这些人才的到来会使硅谷容纳更多的观点和态度，也会使硅谷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他打了个手势，示意自己现在讲述的是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事情。他说道：“你们知道吗？斯坦福大学里有一个专门庆祝印度霍利节的组织。”他们每年都会为这个节日举办活动，以吸引印裔美国家庭、年轻的德西（Desi）、移居海外的南亚人，以及他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举办活动的目的是筹集资金、资助印度儿童教育事业。来参加活动的人们兴高采烈，他们互相追逐，向对方身上投掷彩色粉末染料。戴尔补充说，华人们正在“庆祝另一个节日，因为他们在唐人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 ”。他总结道：“我认为这些活动让硅谷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更具吸引力和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