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解红娟 编辑/张广凯）
随着清盘人“穿透式”审查推进，许家印与其亲属的财富架构正被全面厘清。
近日，香港高等法院委任中国恒大的清盘人为该公司创始人许家印资产的接管人，委任高露云律师事务所的Keith Ho担任监督律师。本次判决中，香港高等法院允许中国恒大的清盘人接管许家印100%实际控股的境外公司，7个相关银行账户均已被冻结。
另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香港高等法院就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家族信托案作出历史性判决。法院不仅授权清盘人接管许家印名下资产，还将其通过离岸家族信托持有的财产一并纳入接管范围。
这意味着，一直以来被高净值人群看做是财富版诺亚方舟的家族信托不“灵”了。
“欺诈性资产转移”
2020年3月，恒大集团2019年业绩报告正式披露，实现合约销售额6011亿元、权益金额5782.1亿元、核心利润408.2亿元。在这份看似亮眼的“成绩单”面前，许家印没有流露丝毫稳健收缩的意图，提出了8000亿元的内部销售目标，将扩张野心推向新高度。
但这份业绩背后的水分，许家印早已心知肚明。中国 *** 后续披露的调查结果揭开了真相：恒大地产通过提前确认房产销售收入的违规操作，在2019年、2020年两年间虚增收入与利润，其发行的公司债券存在欺诈发行问题。单就2019年而言，虚增收入规模高达2139.89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50.14%；虚增利润407.22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63.31%。
这意味着，2019年超过六成的利润、近半的收入均为“账面虚构”。
业绩造假并未阻碍许家印家族从中攫取巨额利益。作为恒大持股比例约70%的更大股东，依托这份虚假的“高利润”业绩，许家印家族在2019年获得了约142亿元的分红，将违规操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个人收益。
这只是恒大长期财务乱象的冰山一角。在许家印案件推进过程中，清盘人提供的关键证据进一步撕开了恒大财务问题的更早源头，早在2017年，恒大在经营数据和财务报表上已出现明显异常，但却一直坚持大规模对外分红。
或许是早已预判风险、意图锁定利润，在2019年前后，许家印与其前妻丁玉梅共同在美国设立了一只单一家庭信托基金，规模高达23亿美元，指定两个儿子为受益人。这笔信托资金的主要来源正是许家印夫妇多年来从恒大获取的股息分红和套现所得。
为确保财富“代代相传”，信托架构设计颇具“深意”。根据信托内容，许家印两个儿子虽为受益人，但只能按时领取生活费，本金则留给了长孙。
在许家印看来，这是财富的诺亚方舟。一方面，通过家族信托将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分离，避免因企业债务或法律纠纷波及家庭财富；另一方面，将本金留给了长孙的设计，实现了隔代传承。
但即便有看似严密的信托架构“护航”，许家印的家族资产也未能如愿安全。
根据媒体报道，香港法院审理查明，这一信托架构的核心缺陷在于“控制权未真正转移”。尽管许家印夫妇名义上将资产注入信托，但实际仍保留着投资决策、更换受益人等关键控制权，信托受托人在实际操作中沦为“傀儡”，未能履行独立管理职责。更关键的是，证据显示恒大集团早在2017年就已埋下财务黑洞，许家印在明知公司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仍于2019年危机爆发前突击转移资产，这一行为被法院认定为“欺诈性资产转移”，直接动摇了信托架构的合法性基础。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鞠秦仪律师认为，“信托”虽然素来有高净值人士财富“避风港”的称呼，但这种所谓“避风港”也并非高枕无忧。实际上，在“信托”的架构设计、设立和实际管理时，都应当严格遵守“信托”的合法合规性，而且设立人要避免过度控制信托资产，特别是注重信托的独立性与透明度。
鞠秦仪指出，此次许家印家族的信托之所以被击穿，司法机构裁决的法律基石就是适用了“欺诈性转移”原则即“任何旨在损害、延迟或欺骗现有或潜在债权人的资产转移行为，均属无效，法院有权撤销。”司法机构在对许家印家族信托的“揭开合法面纱”的“穿透式”审查的过程亦认定了该信托缺乏独立性，仍然由设立人实际控制的本质。所以，回归到信托的初心，作为一种财富传承的法律制度设计，任何妄想通过其来规避法律责任、逃避债务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调查工作同步推进
为更大限度为债权人挽回损失，清盘人同步推进对许家印前妻丁玉梅、前行政总裁夏海钧及其前妻资产的接管工作。
2024年3月，清盘人在香港高等法院对许家印、丁玉梅、前行政总裁夏海钧、前首席财务官潘大荣，以及三间与许家印及丁玉梅有关联的实体提起诉讼，旨在追回2017年至2020年底期间的约60亿美元，包括误报股息及酬金。
同年7月，香港和伦敦的法院对丁玉梅发出全球资产冻结禁令，以追回许家印、丁玉梅和恒大前高管等人约60亿美元的分红及酬金。
2024年9月，英国法院批准了一项关于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前妻丁玉梅的财务安排，允许她每月最多可花费2万英镑。此举与追回丁玉梅约28亿港元的资金有关，该资金涉及2018年至2020年间，她通过两家全资持有公司获得的股息。
在此过程中，丁玉梅多次采取行动试图拖延诉讼进程。2025 年 2 月，丁玉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澄清禁制令施加在她身上的义务，其代表律师在2月28日听证会上表示，“她收到了300多封来自清盘人的信件，要求提供有关她资产的更多信息”，但律师认为丁玉梅的披露义务仅限于必要情况。
对此，清算人的代表辩称，丁玉梅仅披露了部分全球资产的细节，但未包括她通过恒大发放分红所得的全部资产。恒大清算人的法律代表查尔斯·曼佐尼（Charles Manzoni）在庭审中表示：“她的披露并不完整，丁玉梅是零散地提供不同的信息，清算人对丁玉梅的做法存在严重的不信任”。
最后，香港高等法院于2025年3月驳回了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前妻丁玉梅的两项申请，包括要求闭门聆讯以保护隐私，以及修订资产冻结令以明确其可自由动用的资产范围。
随着清盘人资产追缴工作不断深入，丁玉梅在2025年6月被查出于2022年9月斥资4980万英镑购入伦敦泰晤士城33间公寓，并透过5间英属维京群岛公司持有这些物业。
与此同时，针对前行政总裁夏海钧的调查也没有落下。2025年9月，据代表中国恒大集团的资深大律师万崇理指出，夏海钧即使被下令必须强制履行披露资产令，但却完全没有尽力作出充分披露，仅提供他资产有限的新加坡银行户口，他在冻结及披露资产令生效后，短时期内买卖物业并与妻子离婚。
恒大认为夏海钧隐瞒至少6500万美金资产，质疑夏海钧哪来的金钱以支付儿子的私立学校学费、高昂生活费、经常来回加拿大及美国的航班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