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门郑氏》里，马华作家林雪虹记录自己之一次走进母亲的入殓房，“它给我一种阴森、神秘而悲伤的感觉。那张有点凹陷的铁丝网，轻柔、光滑的白丝绸，廉价的化妆品，所有这些都使我萌生一种伤感、遗憾以及恐惧的感觉”。
林雪虹
作家体会到的是种种复杂的情绪，既有对死亡的恐惧，母亲离世的伤感，还有家人无法再重聚的遗憾，所有情绪都在这个光线稍暗的简陋房间里交织、重叠，房间的两头是站在门口的作家和平躺在铁丝网上的母亲。对读者来说，翻开《林门郑氏》，类似迈入这个房间，故事如此简单，家庭生活里父母和孩子，母亲生病，子女照顾，母亲去世，子女送葬。与此同时，故事带来的是一场不可被预知的“情绪风暴”，渗透在它的每个角落，尤其是这段母女关系中。以至于在故事最后，被情绪反复拖拽的读者或许会产生跟作家同样的疑问，为什么生活会变成这个样子？
故事开始于母亲确诊胆囊癌，作家林雪虹决定从这刻起写下这段经历。这是发生在当下的写作，尽可能抛掉了回忆附加的滤镜，私密、真实、粗粝，呈现出流水般变化的特质，作家在记录的同时并不知晓笔下的文字会将她带向何处。也因此，在记录母亲从出现症状到确诊、从接受化疗到病故的完整过程中，母亲过往的遭遇、姐弟五人与父亲的生活片段、作家本人的婚姻和写作以及作家对母亲和家庭的感受总是会随处冒出，最后再重新汇流到母亲这里——母亲是暗流下稳固的锚点，而她即将在疾病的侵蚀下脱离。
林门郑氏是贴在储存母亲遗体柜上的标签，她原名郑锦，出生在马来西亚的高脚屋农户，为了逃离原本的生活，辍学后在马六甲和新加坡学手艺，回乡后开了属于自己的裁缝铺。依靠精湛的手艺，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母亲养活了五个孩子和丈夫，并购置了一处房产。
林雪虹和母亲，作者供图
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母亲的人生是成功的，她在徒手打拼中摆脱了父辈的命运，积累了不错的经济基础，托举五个孩子迈向比自己更高的阶层。但在家庭和婚姻生活里，母亲似乎总是处在低位，她长期看丈夫的脸色行事，即便他在不工作的二十多年里并未对这个家作出贡献。在已经出走的孩子们眼中，母亲的形象更复杂，她付出了，给予了，“好像一颗饱满的柠檬不断被我们挤压。我们一个一个地越逃越远，最后只剩下她独自面对残破的生活”，同时她又代表了子女、尤其是作家本人不愿成为的人，长久以来陷入婚姻和家庭的泥潭，却少有从中挣脱的念头。她在日常生活中对金钱的敏感、向外维持面子的作派也曾隐隐伤害到子女，即便对母亲来说，她的这些作为都只是想让自己和家人可以预见地生活下去。
疾病的到来让原本复杂的母女关系 *** 得更彻底。母亲确诊时，林雪虹正好辞职，准备全身心投入写作，在这段经历中，她和母亲共享的不单单是母女身份，还是病人与照护者，两个同样面临人生转折的人。在母亲接受化疗的前夜，林雪虹和母亲暂住在酒店，她一边忙着写稿，一边应付母亲可能对化疗紧张而喋喋不休的话语，后来她意识到，“我想那时的我们都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无力感。我们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多个身份的重叠也让作家看待母亲的感受时刻变化着，她记录下母亲被病痛折磨时的悲恸，被母亲质疑从事写作时的沮丧和挫败感，疲于照料时隐隐的冷漠，被某件往事再次戳中的鄙夷和恨。其中最令人惊惧的是，某次她在确认睡在隔壁房间的母亲是否安好时，后者的安然无恙让她“隐约感受到深藏于体内的失望和沮丧”。
林雪虹、姐姐们和母亲的合照，作者供图
林雪虹曾在采访中谈到“承认人性的复杂和软弱”。这是她在这部作品中极为珍贵的部分。不回避情绪里所有的痛点，将这段关系自私、带有偏见的一面铺开来看，以完成写作者对自身更大的坦诚。尤其随着写作的进行，林雪虹意识到，她一直以来想要从精神和生活状态里摆脱的母亲，原来早已在她身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她继承了母亲对金钱的敏感、好面子的作派，“你是你母亲的女儿。看，你多像她”。对母亲的回望反过来让作者对自己的认知发生了动摇，选择写作，选择另一种生活，选择远离故土来到异国，付出的所有似乎只要被轻轻一拽，就要跌回跟母亲类似的人生。即便它不可能的发生，但被拖拽的恐惧却仿佛一直存放在身体里。
写作之前，林雪虹对这部作品的初衷是“像个医学人类学家可以冷静、客观地记录下她（母亲）生病的过程”，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这份写作最后唤醒的是一场偏离初衷的“情绪风暴”。当风暴退去后，故事以母亲落葬，生活还要在为什么的疑问下继续进行而结束，宛如一块尚未被打磨干净的毛玻璃，带有氤氲的质地，用手触摸时会感受到轻微的刺痛感——这是《林门郑氏》留给读者最后的感受。
如果说，非要将这样一个私人化的文本放进文学史比较，它既有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迪迪埃·埃里蓬笔下阶级写作的一面，以子女从家庭出走后的眼光重新定夺上一代的生活。又因为它在呈现亚洲家庭时，仅由一份餐食、一件器物、一个眼神或一次叹息传递亲子关系里那些微妙、私密，同时具有共同记忆的细节，而极易找到同类：《束草的冬天》里，韩法混血作家埃莉萨·秀雅·迪萨潘塑造的小镇女孩——母亲洗鱼、杀鱼、卖鱼，“戴上了那副黄色的橡胶手套”，女孩渴望逃离像母亲一样单调乏味的小镇生活；华裔作家欧健梅以一对旅行中的母女为主角的《冷到下雪》，这部以女儿视角写成的小说处处流露出对母亲的审视，巧妙的是，女儿的职业也是作家；韩国作家金爱烂的《滔滔生活》里，依靠饭馆养活一家人的母亲，她拿起菜刀讨生活的状态就像林雪虹的母亲，“勇猛地举起手中的剪刀对着来索要保护费的流氓”。
具体到马华文学的版图，因为语言、文化和环境的相似，使得这类基于母女关系的写作呈现出更大程度上的亲近。湿热的气候带来的是浓郁的感官体验，林雪虹笔下，天气“燠热”，“墨绿色的河水深不见底”，“房间经年累月是幽暗的，潮湿而柔软”，对无穷尽的记忆，这份浓郁似乎有着天然的耐受力，尽其所能的将记忆收集，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归还给主人。
这是马来作家贺淑芳笔下的角色接收讯息的方式。小说集《时间边境》里《消失的陆线》，即将四十岁的主角返回故乡，高速路两旁的景致，“从巧克力色与奶油色换成了明与暗、红与绿，近疏远密，直至与地平线相连一线”。浓厚的色泽变换是记忆被唤醒的前兆，到家后的主角很快在走入密林时，想起九岁的自己曾光着脚、流着泪走过这里，希望可以永远消失在林子。
在这个短篇里，看不到清晰、完整的叙事，取代它的是胶片过曝般的记忆，往往附着着黏滞的情绪与周围的景致混合出现。回想起九岁出逃的经历，主角并未提及，这段以母亲怒骂开头的经历是怎样发生的，只是再次感知到当时的愤恨和委屈。这些母亲带来的情绪在童年累积成“一张黏人的蛛网”，裹得越紧，越是在她往后的人生里促生逃离的念头——离开母亲，找到新的身份和归宿，即便这些努力都会在记忆一次次被唤醒后受到考验，“这里是母亲的房子。房子是母亲的身体，我颓然地发现自己依然离不开这具躯体”。
非虚构与虚构，偏离初衷的客观记录与记忆复苏后的絮语，同一片热土上，林雪虹和贺淑芳用两种不同的写作，呈现出类似的母女关系，同时提醒我们，在马来西亚、在亚洲甚至其他广阔的地域里，关于母女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写作，最后或许都会成为一次对情感的苦炼和自我的再认知。但这并不带来沮丧，也不意味着失败，而恰恰是一代女性的出走，促成对传统认知里母亲和家庭的回望，才有了这样相似但绝对特别的写作。同时，只有看见母亲和家庭关系中的困惑、缺憾和伤害，才有可能解开母职神话的束缚，进而，去放弃在亲子关系上苛责一种完美的爱——因为它并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