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是国际知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曾执教于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校，以其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享有盛誉。
在其众多著述中，以“民族主义三部曲”——《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及《心智、现代性与疯癫：文化对人类经验的影响》——影响最为深远。
其中，《心智、现代性与疯癫》已于今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中文版，前两部著作亦曾在国内推出。
为了给人类社会现实提供科学解释，格林菲尔德长期致力于从多维度研究从个体心智到文明结构的广泛议题，被誉为当代“更具反叛精神”的社会学家，其 *** 论被视为主流社会科学之外的重要替代路径。
格林菲尔德称，《心智、现代性与疯癫》一书的目的是揭示并论证文化是人类生活的首要经验现实这一事实。《心智、现代性与疯癫》的基本论点是:文化造就人类，并从本质上定义了人类经验。为从根本上证明这一论点，本书选取了曾被简单称为“疯癫”的现象进行实证研究。而今，“疯癫”要么被分成三种精神疾病即: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及重度抑郁症；要么被分成尚不清楚其生物学机制的两种精神障碍，即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型情感疾病(后者包括了重度抑郁症)。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选取“疯癫”作为实证焦点: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是目前最严重的精神疾病，它们的生物学效应和对生命造成的威胁是毋庸置疑的。总而言之，《心智、现代性与疯癫》是一本有关文化如何影响人类精神的书。
《心智、现代性与疯癫：文化对人类经验的影响》
近日，格林菲尔德来到上海，并在10月12日于上海图书馆东馆7楼研讨室带来题为“迈向一种新的文明理论：透视世界三大文明体系”的学术讲座。本次活动由上海图书馆、上海三联书店及《书城》杂志联合主办，系“三联|书城读书会”10月活动，亦为第七届上海上图阅读季“美美与共”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旨在提出一个可用于跨文化传播与全球文明比较的通用理论框架，系统阐释世界三大文明体系的结构与特质，内容涵盖其最新研究成果。讲座由格林菲尔德教授的学生、香港岭南大学研究助理教授吴泽映博士担任现场翻译。
格林菲尔德教授首先以犹太学者的身份，表达了对上海的特殊情感。她指出，上海在二战期间接纳并拯救了近两万五千名犹太难民，其数量远超其他任何地区，她对这座城市与人民永怀感激。
格林菲尔德在讲座现场
随后，她指出本次讲座主题既是其既往研究的自然延伸，也代表着她最新的理论突破。在撰写“民族主义三部曲”的第二部《资本主义精神》时，为探讨经济增长问题，她将当时作为美国主要经济竞争对手的日本纳入研究范畴，却发现自己与日本文化理解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认知屏障。而在写作《心智、现代性与疯癫》过程中，她注意到一个关键现象：民族主义传入欧美社会后，功能性精神疾病发病率显著上升，然而东亚与南亚社会却未出现相同趋势，流行病学家将这一差异称为“长期谜题”。这一发现推动她意识到，必须存在一个高于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分析单位——“文明”，才能解释此类宏观文化差异。因此，她在《心智、现代性与疯癫》全书结尾写道：“但很明显，这些强大的力量引领着我，让我继续进行新的研究项目：对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
她进一步指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进入全球视野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的崛起为西方学者的学术自觉带来一个自给自足的参照世界，迫使西方将自己视为几个可能世界中的一个，而不是天然之存在、历史之必然。西方世界在数千年间独立发展，其内部如英法、美苏、*与基督教社会虽互为敌手，却始终作为彼此重要的“他者”共同演进。然而，中国长期处于西方的关注范围之外，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各自独立发展，形成庞大、复杂且自我封闭的体系。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比较视角，首次使“文明”能够被置于逻辑与经验层面进行系统比较与分析。
由此，她将“文明”定义为一种持久的、独特的、自我封闭、自足且自我生成的文化实体。文明作为宏大的文化系统，具备经由文字“编码”的“首要原则”，并对外部影响具有高度抵抗力。所谓“持久”，指文明需延续至少五百年以上；“首要原则”指的是具有约束力的、不受质疑的价值、想法和思维方式，如一神论文明中的“独一神创世”观念，或中华文明中的“大同”理想；“编码”则指这些原则通过书面语言固化并通过语言传播。越是明确一贯地表述传统，传统就越能持久，书面语保证了表述的明确和一贯性。
格林菲尔德教授强调，书面语言的发展与文明“首要原则”的形成同步发生，语言作为载体使文明内核直接塑造成员的心智结构。因此，不同文明实则对应着截然不同的心智形态。当人们说“两种文明不同”，就暗示着其影响下的人类的“心智”是不同的，他们各自代表了人类的不同版本。她还指出，文明内部的冲突往往发生于互为“重要他者”的单元之间，例如同属一种论文明的*与基督教社会，或中华文明圈内的中日关系；而真正不同的文明之间因缺乏共同参照框架，反而难以产生本质性冲突。
她将世界区分成三个文明：一神论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它们彼此非常不同。但一神论文明和印度文明均隐含着普世主义信念，视自身为全人类的代表；唯独中国没有这种观念。中国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并非世界的全部，并善于将外来元素消化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如佛教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示。汉语中“文明”一词本身即强调以“文”明道、以文字固化原则的传统。
格林菲尔德教授感叹，她经由跨文化比较才得出的文明定义，中华文明却早在自我审视中内化于心，体现出更高的文化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