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灵魂：多重人格与记忆科学》，[加]伊恩·哈金著，邹翔、王毅恒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469页，109.00元
比塞特医院的幽灵
历史的吊诡往往隐藏在地名深处。我曾经长居于巴黎南郊的克里姆林-比塞特（Le Kremlin-Bicêtre），当时只觉得这个复合地名颇为别致，却从未追究其来历。直到读罢加拿大哲学家伊恩·哈金的《重写灵魂：多重人格与记忆科学》，我才意识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原来是知识考古学的核心现场之一。“Bicêtre”源自中世纪*（Winchester）主教兴建的城堡，后改为医院；“Kremlin”之名则来自1812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后、幸存法军频繁光顾的一间小酒馆。两段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记忆被压缩、封存在一个地名中并沿用至今，这正是“记忆层叠”的生动写照。
比塞特医院
比塞特医院（Hôpital Bicêtre）承载着法国精神医学的发展史——从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期关押疯人的收容所，到十八世纪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解除精神病人镣铐的人道主义革命，再到十九世纪末成为神经学研究的前沿阵地。1883至1885年期间，路易·维韦（Louis Vivet）就是在这里被诊断为历史上之一个拥有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y）的病例。神经学权威让-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的学生朱尔·瓦赞（Jules Voisin）医生，记录了他监护下的维韦的奇特症状：这名二十岁的男子在“之一状态”下脾气暴躁、有攻击性；在“第二状态”下，他性格温顺、极为虔诚，但腰部以下全部瘫痪。随后，研究者报告维韦存在至少六种，多达十种不同的人格，每种人格伴随着截然不同的身体能力、记忆、性格和行为模式。患者人格之间的转换可以通过催眠、触摸特定身体部位或使用不同金属来诱发。
路易·维韦
就在同一时期，沙尔科的另一名学生——显然是将来最著名的一位——年轻的弗洛伊德正在巴黎，忙于将老师的著作翻译成德语。彼时，沙尔科在萨尔佩特里埃医院（Salpêtrière）定期举办的“星期二讲座”（Leçons du mardi）已成为整个巴黎知识界的盛事，吸引了大量社会名流、艺术家、作家（如左拉和莫泊桑）、记者和政客参与，弗洛伊德也在其中。通过高度戏剧化的临床教学展示，沙尔科得以向同行和公众推广神经病理学的前沿研究，同时也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多重人格无疑为这类活动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它既神秘得足以吸引社会关注，又足够“病理化”以证明医学干预的必要性。弗洛伊德早期的诱惑理论（Seduction Theory），以及后来对“压抑”和“无意识”的建构，很难说与这一时期的人格分裂研究毫无瓜葛。
哈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历史交汇点的深刻涵义。他意识到，从此刻开始，关于灵魂、自我和痛苦的道德与形而上学争论，开始转化为一套关于记忆和遗忘的、“客观”的科学知识体系。这种话语转换的革命性在于重新定义现代人理解自我的基本框架。哈金由此展开的思想之旅，揭示了我们今天用于讨论人性和应对创伤的话语体系，是如何在一个多世纪前被塑造、争夺和发明的。
从灵魂到记忆的变革
《重写灵魂》不是一部按部就班的精神病学史。哈金的核心论旨是：十九世纪末兴起的“诸记忆科学”（Sciences of Memory）并非简单地“发现”了记忆的客观事实，而是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概念和实践，目的是取代传统的“灵魂”观念，从而将人的内在世界全面纳入科学知识与权力治理的范畴。从此，灵魂不再是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专属领地，它被“重写”为一系列关于记忆功能的、可被观察、测量和治疗的科学对象。在哈金看来，这种转变绝非偶然，而是一场深刻的知识型变革（epistemic transformation）的后果，它重构了人类理解自身精神生活的方式。
为了论证这一点，哈金细致追溯了“多重人格”这一诊断类别的历史流变。他以十九世纪末法国的经典案例费莉达·X（Félida X）为起点，讲述了“人格的双重化”（doubling of the personality）如何在癔症和催眠术的温床中诞生，并追踪其如何漂洋过海，在美国演变为“多重人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在里程碑式的案例“西碧尔”（Sybil，她拥有十六个分身，其中还包括两个异性人格，其故事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女性主义运动和“童年创伤”等叙事的共同推动下，这一原本罕见的医学奇观爆发为一场席卷北美的“流行病”。最终，在1994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 *** —IV）将其更名为“分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目的是将该类别“再科学化”和“去戏剧化”。哈金指出，这一系列变迁伴随着知识框架、治疗实践、法律责任乃至社会价值的深度重组，历史的非连续性证明了现代精神医学分类的社会建构性。
有十六个分身的“西碧尔”
作为哲学家的哈金擅长理论思考，例如贯穿全书的“人类类别的循环效应”（looping effect of human kinds）。这是指人的科学中的类别并非简单描绘独立存在的现实，因为这些类别本身会与被分类的人群产生互动。例如，当“多重人格”这一标签被创造出来，它便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被理解的表达内心痛苦的方式。这一循环效应的具体过程可以被拆解如下：
首先，专家基于特定的理论框架和临床观察，“发明”或定义了一个新的类别；
其次，这个类别通过专业期刊、媒体报道等途径被传播，为公众所知；
接着，一些承受着难以名状痛苦的个体在接触到这个类别后，开始用它来理解、组织和叙述自己的经验，他们的行为和自我感受也随之向这个类别的“典型症状”靠拢；
然后，专家们再反过来观察这些符合分类的个体，进一步完善和证实他们的诊断标准；
最终，制度将该类别固化下来，使其成为不容置疑的社会事实。
全书最引人注目的概念当属“记忆政治”（memoro-politics）。在哈金看来，这是继福柯的“解剖政治”（anatomo-politics，针对身体）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针对人口）之后，针对主体的第三个权力极点。他认为，二十世纪末关于记忆的激烈争论——尤其是“恢复性记忆”（Recovered Memory）与“虚假记忆综合征”（False Memory Syndrome）——本质上是不同社会群体围绕权力、道德和“真相”展开的政治斗争：一方是女性主义者和治疗师，他们将恢复童年创伤记忆视为对父权制暴力的揭露，以及对幸存者的赋权；另一方则是“虚假记忆综合征基金会”所代表的、被指控的家庭成员和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他们谴责这是一种由治疗师诱导、破坏家庭的“现代巫术”。这场论战的焦点在于记忆的可塑性。哈金准确地指出，争论远不止于科学事实的真伪，而是关系到法律诉讼的成败、家庭关系的存续、治疗师的职业合法性，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的道德根基。
哈金揭示了这场“记忆战争”的深层条件：无论是声称记忆可以被恢复的治疗师，还是强调记忆容易被篡改的心理学家，都接受了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记忆是通往真相的路径，是可以被科学研究和法律认定的客观对象。这种共识体现了十九世纪以来诸记忆科学的巨大成功：记忆从私人经验转移到了公共领域，成为专家知识和制度权力可以合法介入的对象。与此同时，记忆也成为了社会控制的工具，其真假判断不再由个体自己做出，而是需要诉诸专家权威和科学证据。
哈金对现代记忆的两大趋向——科学化和叙事化——的剖析尤为精彩。十九世纪以来，记忆科学化的主要路线包括解剖学（以布罗卡对大脑功能定位的研究为标志）、统计学（以埃宾豪斯的实验心理学为标志）和心理动力学（以里博的记忆实证研究为标志）。但另一方面，记忆与“讲故事”（storytelling）密不可分。因为记忆并非简单地模仿或再现我们早期的经历，而是通过填补当下的空白和掩盖异常，使叙事保持连贯性。这两种趋向看似对立，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对传统灵魂概念的世俗化替代。科学的记忆研究试图用客观的、可测量的数据来解释主观性；叙事的记忆理论则试图用故事的形式来重新捕获灵魂的丰富性。在此意义上，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可以被视为对之一波法国科学主义记忆政治的人文主义回应。
思想路径与理论边界
《重写灵魂》是哈金长期学术关怀的结晶。在另一部重要著作《疯狂旅行者》（Mad Travelers）中，他考察了“神游症”（fugue）的兴衰。这种无法控制的、伴有遗忘的漫游冲动曾经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短暂流行，并拥有一套完整的医学解释，但到了之一次世界大战后便销声匿迹。哈金认为，神游症的出现需要特定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包括发达的铁路 *** 、对流浪者的社会恐慌、国家对人口流动的监控需求（如身份证明文件的普及），以及新兴的神经病学权威，等等。一旦生态位消失，这种疾病也就随之消亡。那么，多重人格的生态位是什么？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北美社会中，鼓励自我表达和自我探索的治疗文化、女性主义运动对“说出你的创伤”的政治倡导、媒体对奇观化案例的追捧，以及法律体系开始承认基于恢复性记忆的诉讼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多重人格的土壤。两个案例充分展示了精神疾病的存在与历史条件和社会 *** 密不可分。
哈金著《疯狂旅行者》
将神游症与多重人格并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上百年来欧洲与北美的社会变迁和知识图景。它们如同硬币的两面，折射出现代性危机的不同表达：神游症几乎是男性的专利——这些城市中的职业男性在某个瞬间抛下一切，开始横跨欧洲的无意识漫游，他们的身体在公共空间中自由穿行，却对整个过程毫无记忆；多重人格则成为女性的领地，十分之九的患者都是女性，她们的身体被禁锢在私人空间中，只能通过内在人格的分裂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流动性。这种性别分布精确地反映了传统的空间分配：男性拥有外部世界的行动权，女性则被限制在内在世界中，她们的反抗也只能是向内的。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字，正如哈金所说，“男性的多重人格患者在哪？……一个简单的答案——他们人在旅途”。
神游症与多重人格都是典型的“世纪末”（fin de siècle）症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爆发，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集体焦虑。十九世纪末的神游症伴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和旅游业的兴起，体现了工业社会对传统地域束缚的突破，也暴露了现代人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失去方向感的困境。二十世纪末北美多重人格的流行则与女性主义运动、儿童权利保护和创伤心理学的兴起密切相关，折射出后现代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更进一步地，神游症与多重人格的出现，都与记忆被“科学化”的过程密不可分。神游症是实证科学的理想研究对象。患者主观上声称记忆完全丧失，这就为医生、警察和法官等权威角色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舞台。他们可以通过搜集客观证据——比如车票、旅店账单和目击者证词——来重建患者的真实轨迹，从而确立凌驾于个人主观体验之上的科学真理。相比之下，多重人格的记忆重建发生在精神病院和诊所的封闭空间内。它不再是外部证据的拼凑，而是通过催眠等技术对主体内在世界的干预和挖掘。在这个过程中，患者与治疗师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记忆的恢复带有强烈的表演性，患者在治疗师的引导下学会如何呈现不同的人格和相应的创伤记忆。两者的差异反映了记忆科学化的两种路径：前者通过物质痕迹的客观重构来弥补记忆的空白，后者则通过主观体验的戏剧化表达来填补裂隙。
哈金的思想与福柯有着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他继承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 ，追问话语、权力和身体如何塑造现代主体。然而，哈金也自觉地与福柯保持距离。如果说福柯的权力分析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描绘一个巨大、匿名的权力—知识 *** ，哈金则更关注“自下而上”的维度，赋予个体更多的能动性（agency）。他让我们看到，科学分类不仅仅是规训，也是个体用以理解自我、表达痛苦，甚至反抗命运的资源。人们会主动地借用、协商甚至改造这些标签，来重塑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哈金不仅是福柯思想的延伸，也与拉图尔（Bruno Latour）遥相呼应。哈金用以解释疾病兴衰的“生态位”，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异质性元素构成的行动者 *** 。无论是神游症还是多重人格，它们的实在性都不是源于某种生物学本质，而是由基础设施、报纸媒体、医学权威、法律判决、患者自述等人类与非人行动者组成的 *** 所支撑。一旦 *** 中的某个关键节点（如铁路旅行的新鲜感、媒体或公众的猎奇、主流科学研究范式）发生变化，整个 *** 就会松动，“疾病”也就随之衰退。
福柯《知识考古学》初版本
《重写灵魂》自问世以来，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及精神病理学等多个领域激起了广泛回响。评论界普遍赞誉此书的博学、智识上的原创性及其处理复杂议题时的审慎态度。然而，学者也针对其历史解释、文化分析等问题展开了商榷与批判。有研究者指出，哈金过度聚焦于十九世纪末法国的精神医学史，却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创伤——特别是大*——保持着令人惊讶的沉默。这种遗漏反映了某种研究视角上的局限。如果我们把创伤记忆仅仅理解为精神医学概念的演进史，就有可能忽略真实的历史灾难如何从根本上重塑了西方的创伤观念。
哈金的分析或许还存在另一重局限。有人类学家指出，哈金对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表面，他没有深入探讨法国天主教传统中关于灵魂与肉体二元性的独特理解，或启蒙运动对理性主体的特殊建构。更为关键的是，哈金忽视了不同文化中关于人格的多样化理解。在许多非西方文化中，人格的多重性和流动性被视为常态而非病态，例如灵魂可以暂时离开身体，个体可以被祖先或神灵附体，这些都指向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自我观念。如果将视野扩展到这些文化传统，我们不难发现，多重人格在西方的流行和衰退恰恰暴露了特殊文化建构的内在脆弱性。
在今日重读哈金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在原著出版三十年后，为什么还要谈论、译介这部作品？我们正处于一个心理学话语空前繁荣的时代：从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原生家庭”讨论，到职场中流行的M *** I人格测试；从“内卷”“躺平”等集体症候，再到“抑郁”“焦虑”等日常词汇，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关于内心世界的深刻变革。哈金提供了批判看待这场变革的武器。
M *** I人格测试
当代中国的心理学热潮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体化进程激烈碰撞，代际创伤的记忆与遗忘相互纠缠，现代性的承诺与现实的落差日益明显。在这样的语境中，年轻一代用新的方式解释自己与父母、恋人、朋友、同事的关系，尝试重新定义什么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想象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然而，正如哈金所警示的那样，这种“科学+叙事”的自我理解模式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既解放了我们，也可能束缚我们。当复杂的人生经历被归因为“原生家庭创伤”，个体的挣扎被简化为某种特定的“人格类型”，我们在获得一种解释的确定感时，是否也放弃了理解历史、社会以及人性幽深之处的其他可能？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记忆的政治性。在身份政治盛行的时代，哈金的分析有了新的现实意义。身份政治往往基于对历史上的不公正的集体记忆：女性对父权制压迫的记忆、少数族裔对种族主义的记忆、性少数群体对歧视的记忆，等等。这些记忆为相应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道德正当性和政治动员力。哈金的研究揭示了身份政治与记忆政治之间的关联。身份政治之所以以记忆为核心，不仅是因为历史，更是因为现代人将记忆作为自我的基础：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记得什么，我们记得什么反过来决定了我们应该成为谁。这一循环论证构成当代身份政治的认识论闭环。最终，记忆的政治不仅关乎言说，更关乎遗忘，以及守护或打破哪些秘密。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入口处镌刻着那句永恒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这句话确立了西方人两千年来的崇高理想：通过理性和内省，发现一个内在的、真实的、不变的本质自我。在今天，对自我的探寻不再是一场纯粹的思辨之旅，而是充满了权力、话语和历史偶然性的博弈。首要的责任或许不再是“认识你自己”，而是“记得你自己”——不仅要记得那些构成我们生命的经历，更是要审慎地记得我们如何讲述这些经历，使用谁的语言来记忆，以及这种记忆将我们塑造成何种样貌的人。哈金的工作提醒我们，在一个专家知识日益渗透日常生活的时代，保持对这些知识形式的批判性反思不仅是学术责任，更是智识义务。只有通过历史化的视角来理解当前的概念框架，才能挣脱其无形的束缚，进而想象和创造出其他的可能。
将哈金的洞见带给中文读者，本书的翻译功不可没，尽管在细节上留有遗憾，例如英文注释未作翻译、个别语句略显生涩、字词需要推敲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握其思想的精髓。毕竟，一部杰作的价值总能超越其载体乃至时空的局限。
